少年时听父亲讲过正定。建国前后正定曾是培养革命知识分子的摇篮，著名的华大、建设学校校址都曾设在那里。
那些身着灰布制服的学员生活、学习在一座颇具规模的教堂里。当时教堂虽已萧条，但两座高入云霄的钟塔却仍然矗立在院内。每逢礼拜，塔内传来钟声，黑衣神父从灰制服武装起来的学生中间目不斜视地穿插而过，少时，堂内便传出布道声。学生们则趁着假日，从街上买回正定人自制的一千六百旧币一支的挤不出管的牙膏。
在哥特式的彩窗陪伴下，两种信仰并存着：一种坚信人是由猿猴变化而来；一种则执拗地讲述着上帝一日造光、二日造天、六日造人……
庭园内簇簇月季却盛开在这个共同的天地里。神父种植的月季，学员也在精心浇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仿佛是那些月季把两种信仰协调了起来。
成年之后，每逢我乘火车路过正定，望见那一带灰黄的宽厚城墙，便立刻想到那教堂、那钟声和月季。
不知为什么，父亲讲正定却很少讲那里的其他：那壮观的佛教建筑群“九楼四塔八大寺”，那俯拾即是的民族文化古迹。
我认识的第一位正定人是作家贾大山。几年前他作了县文化局长，曾几次约我去正定走走。我只是答应着。直到今年夏天大山正式约我，我才真的动了心，却仍旧想着那教堂。但大山约我不是为了这些，那座“洋寺庙”的文化并未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相反，他那忠厚与温良、质朴与幽默并存的北方知识分子气质，像是与这座古常山郡的民族文化紧紧联系着。
一个深秋绵绵细雨的日子，我来到正定。果然，大山陪我走进的首先就是那座始建于隋的隆兴寺。
人所共知，隆兴寺以寺里的大佛而闻名。一座大悲阁突立在这片具有北方气质的建筑群中，那铜铸的大佛便伫立在阁内，同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大石桥被誉“河北四宝”。
隆兴寺既是以大佛而闻名，游人似乎也皆为那大佛而来。大佛高20余米，浑身攀错着四十二臂，游人在这个只有高度、没有纵深的空间里，须竭力仰视才可窥见这个大悲菩萨的全貌。而他的面容靠了这仰视的角度，则更显出了居高临下、悲天悯人，既威摄着人心、又疏远着人心的气度。它是自信的，这自信似渗透着它那四十二臂上二百一十根手指的每一根指尖。人在它那四十二条手臂的感召之下，有时虽然也感到自身一刹那的空洞，空洞到你就要拜倒在它的脚下。然而一旦压抑感涌上心境，距离感便接踵而来。人对它还是敬而远之的居多。这也许就是大悲菩萨自身的悲剧。
距大悲阁不远是摩尼殿，在摩尼殿内，在释迦牟尼金装坐像的背面，泥塑的五彩悬山之中，有一躯明代成化年间塑绘的五彩倒坐观音像。和大悲菩萨比较，她虽不具他那悲天悯人的气度，却表现出了对人类的亲近，她那十足的女相，那被人格化了的仪表，一扫佛教殿堂的外在威严，因而使殿堂弥漫起温馨的人性精神。她那微微俯视的身姿，双手扶膝、一脚踏莲、一脚踞起、端庄中又含几分活泼的体态，她那安然、聪慧的目光，生动、秀丽的脸庞，无不令人感受着母性光辉的照耀。松弛而柔韧的手腕给了她娴雅；那轻轻翘起的脚趾又给了她些许俏皮。她的右眼微微眯起，丰满的双唇半启开，却形成了一个神秘的有意味的微笑。这微笑不能不令人想起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一位意大利的艺术巨匠，同我国明代这位无名工匠，在艺术上竟是这样的不谋而合。他们都刻画了一个宁静的形象，然而这种宁静却是寓于不宁静之中的。蒙娜丽莎被称作“永远的微笑”，这尊倒坐观音为什么不能？
没有人能够窥透她的微笑，没有人能够明悉这微笑是苦难之后的平静，抑或是平静之后的再生。这微笑却浓郁了摩尼殿，浓郁了隆兴寺，浓郁了人对于人生世界之爱。不可窥透的微笑才可称作永远的微笑。
游人却还是纷纷奔了那著名的大悲阁而去，摩尼殿倒像是一条参观者和朝拜者的走廊。
走出寺门，我用心思索着大悲菩萨和倒坐观音，谁知威严无比的大悲菩萨我竟无从记起，眼前只浮起一个意味无穷的微笑。原来神越是被神化则越是容易被人遗忘，只有人格化了的神，才能给人深切的印象。
人却愿意被自己的同类捧若神明，人的灾难也大多开始于此吧。当神以人的心灵去揣度人心、体察世情时，盛世景象不是才会从此时升起吗？
次日，我再去隆兴寺。
此次进寺，是专程去看天王殿北面那座大觉六师殿。
实际大觉六师殿已无殿可看。殿宇早已坍毁，只有一方阔大的台基和几十尊柱础袒露在翠柏包围之下。台基正中兀自立着一只汉白玉莲座，莲座上的空香炉映衬着正北那绚烂华美的摩尼殿，更增添了这殿址的寂寥。
这大觉六师殿曾是寺内的主殿，创建于北宋元丰年间，寺志记载着殿内的规模，仅五彩石罗汉就有一百零八尊，还有高一丈六尺的金装佛三尊，高一丈六尺的金装菩萨四尊，还有其他各种五彩泥塑罗汉、菩萨……加起来约有八、九十尊。可见这主殿确实颇具些规模的。
六师是指同释迦牟尼相对立的六派代表人物，与释迦牟尼同时代，因与佛教主张不同，被称为“六师外道”。
六师各有其论，如其中富兰那·迦叶的“无因无缘论”；删阇夜·毗罗尼仔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以及“顺世论”，“无有今世、亦无后世论”……那么，大觉六师殿当是供奉这六位反释迦牟尼的代表人物了。而大觉六师殿又同供奉释迦牟尼的摩尼殿同在一寺，且仅几十米之遥。是谁为他们创造了这种“宽松、和谐”？原来当年的隆兴寺内也是这种宽松、和谐的范例。
据说大觉六师殿毁于民国初年。问及当地老者，都说只见过当年大殿塌陷过一角，却无人说得清大殿究竟是怎样片瓦无存。那丈余高的金装菩萨、金装佛呢？那百余尊五彩石罗汉呢？那嵌于四壁的宋代壁画呢？它们究竟在何时销声匿迹，如今连研究人员也无从回答。
这谜一样的殿，这毁殿的谜，它仿佛是应了一种神明的召引乘风而去；又仿佛是派系之争，使一方终无容膝之地，才拔地而起。莫非洞悉其中奥妙的只有摩尼殿中的倒坐观音，她那永远的微笑里，也蕴含了对释迦和六师的嘲讽么？
然而六师同释迦牟尼毕竟在这里共存过，那袒露着的台基便是证明。是那各派共享一寺的盛景丰富了正定的文化。
我又想起了那座曾作过革命者摇篮的教堂。原来它和隆兴寺仅一墙之隔。当年，寺内伴着朝霞而起的声声诵经，随着晚风而响的阵阵檐铃，是怎样与隔壁教堂的悠远钟声在空中交织、碰撞？正定给予神和人的宽容是那么宏博、广大。东西方文化滋润了这座古城镇，这古城又慷慨地包容了这一切。
正定的秋雨很细，如柳丝一般绿。
第三日，我本来决心去专访那教堂的，但教堂早就变成了一所部队医院。那两座高入云霄的塔楼也已不复存在。向门内望去，不见月季，只有三五成群的身着白衣白帽的医护人员。我忽然失去了进门的兴致，却仍然像个当年的革命者那样从门前走过，走上街头，去寻找正定制造的一千六百元一管的牙膏。
闲逛着，我进了一家很小的木器店。店里摆着精巧的折叠小木椅。问过价钱，竟是分外的便宜。我向售货员试探，能不能允许我挑两把？一位富态的中年女售货员不仅欣然应允，还说若是挑不好再去库里为我拿。我竟有些惶惑，之后便是受宠若惊——毕竟我还未能解除大城市的武装：大城市绝少这种宽待顾客的俞允。
我挑遍了铺面上的小木椅，售货员果无厌烦之色。我便得寸进尺起来，要求她从库房再拿些出来。谁知售货员更慷慨了，径直将我领进了库房。
许多年来，买东西的过程从未给过我乐趣，只在这秋雨中的小店，我才寻到了这本该有滋有味的买主和卖主矛盾中的和谐。
后来才知道，这种木椅是正定木器厂的出口产品。原来正定不仅拥有着厚重的文化古迹，那一千六百元一支的挤不出管的牙膏也早已无证可查，如今正定在经济上的腾飞和发展也是令邻县艳羡的。那漂亮的常山影剧院售票处前的盛况便是证明。
穿扮入时的青年男女们远离了寺钟和木鱼，讲经和布道，他们要坐在现代化的剧场里欣赏爵士乐演唱、电声乐队和新潮歌星。于是当隆兴寺的寺门紧闭时，正定的夜生活还在延长着。宽松、和谐仍然充盈着这古城。
怀着一点难言的惆怅，我和大山也朝常山影剧院走去，去欣赏一场外地来的青春歌舞。一路上大山谈的却是京剧。原来他是个京戏迷，能讲能唱，讲着讲着就唱了起来。在雨后清新的空气里，他的嗓音不高但格外够味儿，好像我们将要走进的并不是那电声变化莫测的现代剧场。
然而，那裸露着胳膊和腿的少女，那爵士鼓的狂躁还是包围了我们……
也许这是通往真正文明的必经阶段？也许正定青年现在热衷的正是有一天他们厌倦的？他们仍会返回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中追寻生命的意义，伴着古老的寺钟，去寻找新鲜的一天，新鲜的开始。
回来的路上，大山谈论的是刚才眼前的一切。那谈论中很少满足，却充满着惆怅的疑虑。
在不变之中发现变化的该是智者吧？在万变之中窥见那不变之色的亦非愚公。
我不是智者，也不是愚公。我只是想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定悠久的历史文化陶冶了这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灾荒、战乱，文化浩劫都未能抿灭这儿人们内有的情趣。这其中的珍贵不亚于那大觉六师殿内的堂皇。
倘若人心荒漠，纵然寺院成群，这古郡的意义又何在？一台不算雅致的青春歌舞，难道真能包容正定人的好恶？
当我远离了正定。回首凝望它那宽厚雄浑的古城墙里，那错落有致的四塔，连同那片如大鹏展翅般的寺庙屋脊，携了历史的风尘安然屹立。它们灿烂了正定的历史，充盈了正定的今日。
正定毕竟是怀了希望朝前走的。是伴着钟磬的齐鸣，是伴着爵士鼓的骚乱，是伴着那教堂的月季花香，是伴着大山那字正腔圆的唱段？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
能够回答的：终将是古老而又年轻的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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