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时同学的长辈来了,她就向我介绍说,这位是我的Aunt,或者说这位是我的Uncle,我也只客气地和她或他握一握手,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亲属关系。

在中国,这两个字的覆盖面可太广了!Aunt可能是伯母、婶母、姑母、姨母、舅母,甚至是表伯母……,Uncle呢,也可能是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甚至是表伯父。当我的父母,把他(她)介绍给我们时,我们都得深深地鞠一个躬!

其实,不但是亲戚,父母亲的好友来了,我们也是张伯伯、李伯母、王阿姨地叫得亲热得很!

就拿我们自己的朋友们来说,一般来谈公事或业务的,孩子们都不近前,我们也不给孩子们介绍。但是有几位特别爱孩子也会“招”孩子的爱的,就不同了!比如四十年代,我们住在重庆歌乐山的时候,老舍就常来我们家玩,他是最能“招”孩子的,只要“舒伯伯”一进门,孩子们就围上前去,拉着胳臂抱着腿地说笑个不停,有时还把平时自己争着吃的糖果,塞到舒伯伯的嘴里。五十年代我们都回到北京,孩子们也都长大了,不好意思拉胳臂抱腿了,可是只要舒伯伯来了,孩子们总是围着不走,我们要谈正事,也只好把他们撵开。

此外就是沙汀。我们的孩子都是在重庆长大的,说的是一口的四川话,也特别爱听四川话。沙汀来了,说话是他永远改不了的四川口音。孩子们就高兴得像“他乡遇故知”似的,用四川口音亲热地叫“沙伯伯”,让座倒茶,忙个不停,也得由我们把他们撵开。

再就是夏衍夏伯伯了,我们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同在一个对外访问团里认识的。这时孩子们都长大成人,还做了教师了,他们最佩服、最喜欢夏伯伯。夏衍来了,我的第二代第三代孩子就赶紧去拿烟盘(因为文藻和我都不抽烟,桌上不摆烟盘),他们知道夏伯伯烟瘾大得很,一天不停地抽烟,这时夏衍就从容地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来。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把我的几位朋友称为舅舅,而不是伯伯,也不知为什么。如赵朴初是赵舅舅。朴初的秀劲的书法、铿锵的诗词,都使他们拜服,特别是他和我们的谈话,既亲切又风趣,他们坐在旁边都舍不得走开。还有就是巴金舅舅,他们爱读他的文章,佩服他的风骨。我同巴金从三十年代就认识了,我曾写鲁迅先生赠瞿秋白的一副对联送他:“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就感到这已说尽了一切。他到北京必来看我,《关于女人》也是他带到上海开明书局去付印的。后来因为他也摔了腿,多年不来了,但我们的通信始终是密而不断。

此外就是萧乾了。他的学名叫“萧秉乾”,是我三弟为揖的同学好友,十一二岁时就常来我家。大学毕业后,他当过编辑,又是驻外记者,又是作家,又是翻译家。他游遍四海,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但是他还是毅然地回到了他热爱的祖国。但回来后并不顺利,他当过右派,住过门洞,他却一点也不后悔。如今好了,当上了文学馆长,可以安富尊荣了吧?他却仍是闲不住,几乎在每一本杂志上,我都看到他的文章,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花鸟虫鱼,只要抓到一个题目,他就能写上几万字(要是我,早就晕死了)。这“孩子”的精力太充沛了!

因为他每次给我写信,下面总署“弟秉乾”,孩子们不懂得这“乾”是“乾坤”的“乾”,而读做“乾湿”的“乾(干)”,就亲昵地叫他“饼干舅舅”,他也高兴地“哎”了一声!

说到亲属,中国有一句谚语“远亲不如近邻”,我则以为“近邻不如好友”。(现在重楼叠阁的房子太多了,“近邻”都互相不“认识”。)而且我们中国朋友之间,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互称为先生或女士,而是“称兄道弟”,“称姐道妹”。我总觉得我们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亲密温暖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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