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时同学的长辈来了，她就向我介绍说，这位是我的Aunt，或者说这位是我的Uncle，我也只客气地和她或他握一握手，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亲属关系。
在中国，这两个字的覆盖面可太广了！Aunt可能是伯母、婶母、姑母、姨母、舅母，甚至是表伯母……，Uncle呢，也可能是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甚至是表伯父。当我的父母，把他（她）介绍给我们时，我们都得深深地鞠一个躬！
其实，不但是亲戚，父母亲的好友来了，我们也是张伯伯、李伯母、王阿姨地叫得亲热得很！
就拿我们自己的朋友们来说，一般来谈公事或业务的，孩子们都不近前，我们也不给孩子们介绍。但是有几位特别爱孩子也会“招”孩子的爱的，就不同了！比如四十年代，我们住在重庆歌乐山的时候，老舍就常来我们家玩，他是最能“招”孩子的，只要“舒伯伯”一进门，孩子们就围上前去，拉着胳臂抱着腿地说笑个不停，有时还把平时自己争着吃的糖果，塞到舒伯伯的嘴里。五十年代我们都回到北京，孩子们也都长大了，不好意思拉胳臂抱腿了，可是只要舒伯伯来了，孩子们总是围着不走，我们要谈正事，也只好把他们撵开。
此外就是沙汀。我们的孩子都是在重庆长大的，说的是一口的四川话，也特别爱听四川话。沙汀来了，说话是他永远改不了的四川口音。孩子们就高兴得像“他乡遇故知”似的，用四川口音亲热地叫“沙伯伯”，让座倒茶，忙个不停，也得由我们把他们撵开。
再就是夏衍夏伯伯了，我们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同在一个对外访问团里认识的。这时孩子们都长大成人，还做了教师了，他们最佩服、最喜欢夏伯伯。夏衍来了，我的第二代第三代孩子就赶紧去拿烟盘（因为文藻和我都不抽烟，桌上不摆烟盘），他们知道夏伯伯烟瘾大得很，一天不停地抽烟，这时夏衍就从容地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来。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把我的几位朋友称为舅舅，而不是伯伯，也不知为什么。如赵朴初是赵舅舅。朴初的秀劲的书法、铿锵的诗词，都使他们拜服，特别是他和我们的谈话，既亲切又风趣，他们坐在旁边都舍不得走开。还有就是巴金舅舅，他们爱读他的文章，佩服他的风骨。我同巴金从三十年代就认识了，我曾写鲁迅先生赠瞿秋白的一副对联送他：“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就感到这已说尽了一切。他到北京必来看我，《关于女人》也是他带到上海开明书局去付印的。后来因为他也摔了腿，多年不来了，但我们的通信始终是密而不断。
此外就是萧乾了。他的学名叫“萧秉乾”，是我三弟为揖的同学好友，十一二岁时就常来我家。大学毕业后，他当过编辑，又是驻外记者，又是作家，又是翻译家。他游遍四海，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但是他还是毅然地回到了他热爱的祖国。但回来后并不顺利，他当过右派，住过门洞，他却一点也不后悔。如今好了，当上了文学馆长，可以安富尊荣了吧？他却仍是闲不住，几乎在每一本杂志上，我都看到他的文章，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花鸟虫鱼，只要抓到一个题目，他就能写上几万字（要是我，早就晕死了）。这“孩子”的精力太充沛了！
因为他每次给我写信，下面总署“弟秉乾”，孩子们不懂得这“乾”是“乾坤”的“乾”，而读做“乾湿”的“乾（干）”，就亲昵地叫他“饼干舅舅”，他也高兴地“哎”了一声！
说到亲属，中国有一句谚语“远亲不如近邻”，我则以为“近邻不如好友”。（现在重楼叠阁的房子太多了，“近邻”都互相不“认识”。）而且我们中国朋友之间，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互称为先生或女士，而是“称兄道弟”，“称姐道妹”。我总觉得我们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亲密温暖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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