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恩寺
从上海到别的城市，一出车站、机场或码头，第一个感觉是“这里真清静”。五十年代初那阵，初到北京、天津、广州这些如今也已闹哄哄的大都市，印象都如此。而苏州，则在清静之外，还须加上古朴的感觉。出车站过桥进平门，踏着的便是石子路。这些卵石铺成的街道，可能还是明朝或清朝始筑的。除了观前街一带是平整的柏油马路外，其余几乎全是石子路，小街小巷则是石板铺路，与通出去的石板桥构成统一的古朴景观，和我童年时到苏州所见的并无两样。像苏州这样规模的城市，二十世纪中叶仍保留着这种“古装”的，全国大概也只有无锡等少数江南城市才是如此。比如：与苏州齐名的地上天堂，敝乡杭州在二十年代就已不大见得到石子路了。我的一位政治研究院的学友，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维华教授就对脚下的石子路发过感叹：“这里还是石子路，北方是看不到的，真怪，可是很有味道。”
政治研究院设在北寺塔，这里所说的是院部。我们的住处和活动地则是寺对面的一排平房院子，学员都是华东各高等学校的教师，只有少数是华东各地民主党派的头头。校院长级的知名人士就有不少。和我同住一室的就有两位学院院长，一位就是上面提到的张维华教授；一位是之江大学财经学院的院长胡继瑗。此外，学友中还记得有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院长黄嘉德，南京大学什么院长孙本文，还有现已记不起名字来的沪江、大夏、持志等大学的校长、教务长、院长多人。总之，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绝非浪言。
与我同来而交往有素的有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贾植芳教授和书法家、诗人、当时隶名于上海音乐学院的潘伯鹰教授。我之所以要提到上述各位，是因为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几乎每天在一起逛街，一起泡茶馆，一起喝两盅；礼拜六中午，则一起乘火车回上海，礼拜天又一同乘夜车回苏州。幸亏当时还相当宽松，不然是有被视作“小集团”的危险的。
当时的生活日程大抵是每周有两到三次听大报告，至今还想得起的是一次听院长匡亚明讲学习宗旨之类；另一次是华东宣传部副部长冯定讲哲学。其余讲题和主持人全已忘记，讲的东西当然已全部缴还得一点不剩。听报告以外，上午如不听讲就是小组讨论，下午则是每天两个小时的自学，听报告那天的自学时间则改为讨论上午的报告。下午三点以后是自由活动，也就是我们游逛的时间。因此，除非下大雨或特殊情况，很少在院里晚餐。至少贾植芳和我，五个月之间总共在院里晚餐不上十次。
听报告和进餐都在报恩寺的大殿，进食时真像寺里的和尚开斋，学员里当真还有一位僧人，是上海某寺的高级职事僧，属于民主党派人士的统战系统，说能在报恩寺学习真是“有缘”。食堂里专为他开素食，但进食前没有佛门弟子的祝祷仪式，而且也穿中山装，不戴帽时才能从光头和灸疤上认知他的僧侣身份，此外则是讲话时常带“阿弥陀佛”。那么些人在北寺塔居留那么些日子，只有他一人曾登上塔顶的第九层，此外大概没有第二个。他老是劝人上去看看，说：“远眺太湖，阿弥陀佛，真漂亮啊！”
护龙街上的旧书古玩店
护龙街，如今好像已叫人民路了，十分冷静，汽车是绝对没有的，间或有一二辆三轮车或黄包车。行人很稀少也都很悠徐，在街上溜达，安全是绝对放心的。几乎没有三层以上的房子，或是二层或是平房，显得凋零和衰败。
沿街却有不少旧书店、书画店和古玩店，也有一些卖古钱、案头小摆设和雨花石之类的摊头。据说都是土改后潦倒了的地主家人，拾掇点家里剩下来的小零小碎变点钱。潘伯鹰就曾在这种摊头上花很少的钱买了几十粒石品颇好的雨花石，十分得意。次年春天还专门在他虹口的小楼上，请我和陆澹安欣赏他的水仙花盆里的这些石头。我是外行，陆澹安看了连赞好好，一问价钱，他笑着骂潘公；“你不如抢人家好！”意思是便宜得不像话，等于白送。
苏州是文物之邦，真是藏龙卧虎，哪怕看上去不像模样的一家书画古玩店，也有意想不到的珍品。显然，这些好货都是从倒楣的地主豪绅家里流出来的。那时刚解放不久，文物之类的货品没有人要，标价便宜得骇人。一幅王石谷的翠绿山水条幅，标价只有四十万元；沈石田的行书横披三十万元，翁同和的一幅五言对联更不值钱，只要十万元（当是还没币制改革，万元是后来的一元，上面说的四十万就是后来的四十元）。我的天，简直是糟蹋圣贤！开头我以为是赝品，但潘伯鹰多少懂行，仔细辨认了一会，说是真货。我舅舅家原来有一幅王石谷的山水中堂，日寇侵华时被劫，经常一想起就深表惋惜，我想买这一张条幅送他，也可使他稍得慰藉。心想即使是赝品，也不过是六斤螃蟹的价钱，那时最大的螃蟹每斤只卖七千元（即七角）。于是就买下了。礼拜天带回上海，特地请徐森玉先生去鉴定，徐森老一打开就点头道：“没错，一点不假。”一问价，他只摇头叹气。这幅画一直没机会带回杭州送给舅舅，却在“文革”中给抄了。
砚台就更不值钱了，潘伯鹰只花上十万（十元）买了一块椭圆形的端砚，刻饰上乘，镌有梁山舟的题识。听说后来他送给了沈尹默。
旧书店里也颇有些好书，明版不少，清初刻本更多。但明刻本多数残缺，这些书想必也是土改后地主藏书家捆载而来变点钱的。我非藏书家，对明版什么的并不追求，残本更无兴趣，却淘到了一部完整的《知不足斋丛书》，系字墨精良最早木版印刷本；我在坊间或藏有此书的人处见到的都是竹制印的，这套却是白绵纸印本，盖有“鲍廷博自藏”的阳文长方印记。店主索价八十万，结果六十万（六十元）成交，老板还十分高兴，格外巴结，加送了一本《吴郡墨卷选粹》。在“文革”被抄去的书籍中，我以失去这套《知不足斋丛书》最为心疼。
因为常路过这家书店，有时进去看看书，不进去时也常和老板打照面问个好。彼此熟了，知道他是山东人，姓王，便问他是否是王鏊的后代，居然竟是，因而想起金圣叹的朋友王斫山，问他是否知道。王老板笑道：“知道，是败家子，王家就是他败掉的。”此说正和金圣叹所记王斫山一掷千金的轶事相合，我曾缀一小文以记。这位王老板还介绍了他的一个在临顿路开酒店的堂弟和我们相识，我们以后成了这家酒店的常客。
小酒店里的美食
贾植芳的宿舍在院子靠里，每天下午三点多一点，经过我的门口，就喊：“老何，喝酒去！”于是我们就上街喝酒。有时也有别的人，但以两人对酌为多，一周至少有三四天如此。
开头是不择店家，后来就固定是临顿路上那家王姓的酒店，叫什么店号记不起了，也许就没有店号。临街一开间的门面，有四张小桌子和一些矮椅子。当时没有卖瓶头酒的，都是零酤。老贾和我都还有点量，白干是每人半斤，绍兴酒则每人大约两斤，老贾专喝白干，但这家的白干不佳，我就改喝苏绍。一次店主人还郑重其事地献出了一小坛陈酿，据称已是二十年的旧藏。启封后已凝缩只剩大半坛，酽如蜂蜜，沾唇黏舌。经潘伯鹰开导，方知必须掺以通常的新酒方能饮用，果然香醇异常，为平生所饮过的最陈年的老酒，令人难以忘怀。
但更难忘的是那时在酒店吃到的菜肴，那也算是我一生中所享受到的难得的口福。菜肴不是酒店供应的。酒店里也出售菜肴，只是小碟发芽豆，猪头肉，凉拌海蜇之类，我们通常也要一两碟，所说的可称之为“口福”的，是小姑娘和妇女们提着食盒到酒店里来兜售的。这些都是地主家的妇女，烧的全是过去做给主人享用的家常美味，和通常餐馆供应的菜肴比起来别具一格，风味大异。餐馆里的菜肴大抵带一种无以名之只好称之为“市场味”的流行口味，犹如罐头食品那样规格一律，带有批量生产的统货味道，而这些妇女提来卖的却是精致的家常菜肴。苏州人是讲究吃食的，地主绅士等有钱人家尤精于食事，即使寻常菜肴也都精美别致。通常的红烧牛肉，鸡脯，虾球，葱烤鲫鱼等并不名贵的品色，滋味都各有与众不同的个性，和餐馆中的菜肴相比，一品味就觉得不是庸脂俗粉，真叫大快朵颐。价格也想不到的低廉，一小碟两条葱烤鲫鱼，只要一千五百元，即1954年改币制后的一角五分。牛肉，虾球，半边鸽子，和有松子和花生仁的肉圆，也都是一二千元，顶贵的不超过五千，即后来一角至五角。总之，两人对酌，花一万元（一元）就很丰富满意了。这些地主家的妇女和女孩子在土改后虽已没有质量较好的衣服，但都梳妆穿着整齐干净，言谈举止也很不俗，一副有教养的样子。现在屈身于“提篮小卖”，楚楚可怜，确也令人矜悯。一个小姑娘因为常买她的菜熟悉了，谈起来知道是初中学生，每天放了学才赶紧回家提菜出来卖。我给她点钱，她开头坚拒不收，我硬塞在她手里，才低声说：“多谢！”双眼泫然欲泪。她说她的菜都是“阿”（妈妈）烧的，并说她“阿”能整治整桌的酒菜，自然这点小菜不在话下。我们尝的是苏州大家巧妇的美食，这种机遇应当是空前绝后的，那些日子我们真过上了苏州地主饕餮家的生活。
隔壁是一家小面馆，喝罢酒以后，便叫那家面馆送一碗阳春面过来，就着下酒吃剩的菜下面，拍拍肚皮，万物皆备于我，于是带着微醺，慢慢地踱回宿舍。通常总是当我们经过北寺塔门口，院里吃罢饭的学友也稀稀落落地从报恩寺返回宿舍，在院里进晚餐的人顶多也只有半数。
稍事休息，便上街溜达，这回同行的都是同室的人，最终大抵是进戏院或书场。
熏青豆与文君当垆
我对京剧兴趣不大，而且苏州也不是看京剧的城市。当时只有一家开明大戏院，角色都不入流。只有一回碰上杨宝森到苏州演出，这才引起了政治研究院一群戏迷的兴趣。与我同宿舍的胡继瑗老先生更为兴致勃勃，还有一位圣约翰大学的年青教师孙若鉴，这名字中真没有把握说是记对了，只记得是胖胖的小伙，不到三十，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毕业生，那时刚回国不久。他却是当过票友，上过台的。知道杨宝森到苏州演出，怂恿着大家非去看不可，杨宝森演了十天，他一天不拉地看到底，连礼拜天也不回上海。
张维华教授不算戏迷，我和他联床，很谈得来，虽然早在抗战时候，我在成都时就认得他，但只是相识而已。这回一起在苏州，一谈起来，他的续弦夫人和我的妻子竟是高中时的同学，关系就陡然亲了一层。他那时大约五十来岁，可是却儿女情长，老是想念夫人。我就陪他消磨寂寞，书场他是没有兴趣的，语言就有障碍，于是晚上就陪他上戏院，蹩脚的角儿也照看不误，为的只是打发时光。
多次看戏，即使演员唱做不佳，我们也都大度能容，笑一下就算了。只有一次，演《古城会》，扮关公的红生唱笛腔时腔不圆不说，唱到半路竟断了气，呀呀了半天呀不了字。我们实在不能再忍耐，这才半中间退席，此后再也不进戏院。在我怂恿下，我们改上书场。
张维华从来没有进过书场，双档有情节的片段还能猜懂个大概，单档的开篇之类就不大听得懂唱的什么字眼，我就给他做翻译。听了几场以后也听出了味道，回来路上还别着山东腔学两句。书场似乎叫吴苑书场，名称也不大记得真了。那时书场里的气氛还和解放前一样，一张张方桌，盖碗茶，而且还有干果等小吃。其中一味熏青豆特别可口，这玩意也只有江浙一带才有。以至我们以后说上书场就叫“吃熏青豆去”。1957年和1980年我两次去山东和他会晤，还提“吃熏青豆”的旧事，他还说：“那豆真不错”。
张维华奉命来苏州学习时，正在写一部关于沿革地理的论稿，是一部大书；因到苏州来而中辍，心里老是挂念着写到一半的稿子。那天听书，有一段是《红楼梦》里某一情节的开篇，首句是“秋到重阳秋气深……”其中有一句黛玉嗔怪宝玉的“你哪有这么多的闲工夫往我这里掷”，很触动了他的心境。出书场后，他不断念叨着这句，喟然叹道：“真是，那么多闲工夫往这里来掷……”当时他，我，谁也想不到以后还要浪掷掉不少不少的“闲工夫”，他的那部关于沿革地理的大书始终没有完稿，1980年我去组稿时，只取回他的抗战前在哈佛燕京社少量印行过的《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在我工作的出版社出版，算是我们结交了一场的纪念。
出书场转弯一条小街上，有一家夫妻面馆，我们常去吃夜宵，男的掌厨，女的应门。这是一位很清秀伶俐颇有几分姿色的少妇，我们戏称她为“文君当垆”。张维华常叹息，说苏州真是出美人的地方，女性都长得很秀气。临结业前的一天，他还拉着我，最后一次去看看“文君当垆”。
寻访阖闾城八门
苏州可玩赏之处甚多，要言之不外山水、古迹、园林三类。这三类当然每是重叠的。自然景观中如果没有历史的人文内容，意味就不深厚，比如天平、灵岩这样的山，别处也多的是，不很有出众之处。它们之所以受人青睐，不仅在于它们挨近这座名城，更因为它们有历史的风云和风流痕迹，能供人发点思古之幽情，人杰然后地灵。
但当时满不是发思古幽情的时候，因此我们玩赏名胜古迹的兴趣就被减掉了大半。近处的园林，似乎只到过拙政园、狮子林去浏览了两三次，城南的沧浪亭去过一次。稍远的如留园，直到快离开苏州前几天，才和张维华去游虎丘经过时转了一圈。远郊风景则本来没有去游赏的打算，只因偶然在旧书店里觅到一本南宋人周必大的《吴郡诸山录》，才引起了一点兴趣，有两个礼拜天特地不回上海，约了张维华和潘伯鹰两位，去游了天平、灵岩和石湖。还有一件印象较深的事是，有好几个下午，陪着张维华去勘察苏州古城几个城门的故址，他那时专攻沿革地理，于此道最为留心。
以城市的建制史来说，除了楚国的郢都，即纪南城以外，苏州城即阖闾城是长江以南建城最早的国都了。史载阖闾城建于周敬王六年（前514年），我此刻定下这年份，是查书查来的，可张维华专治这一行，博闻强记，烂熟于心而随口可以说出。我们住在平门里，他就指着平门说，伍子胥攻打齐国就领兵从此门出发，要平掉齐国，故曰“平门”。并且说笑话：“这是你们江南人侵略我们山东的历史见证。”又讲了齐门的历史，说是齐景公的女儿嫁给吴王阖闾的太子，也就是吴王夫差的长兄，不料嫁过来后，太子就死了。齐景公的女儿思乡情切，号哭于此门，因号“望齐门”，略称“齐门”。这些大概是附会之谈，但我后来读唐人陆广微的《吴地记》，果然有此说法。
寻访城址就从近处的平门、齐门开始。手头没有地志书，买了一张石印的苏州风景图，根本不合比例，只能看出大致的方位。苏州的城墙在太平军之役大量毁坏后，就没有增修过，本世纪二十年代拆城筑路以后，城垣已所剩无几，继以日寇侵华时期的破坏，除了盘门还比较完整，其余都已很难辨识。我们多趟陆续寻访的结果，可以断定所谓阖闾城八门，并不像北京或西安城那样，按东南西北的方位按比例开门的。例如盘门和蛇门（今南门），相距就很近，齐门和平门相距也不远，而娄门到匠门（后称相门），就有平门和齐门之隔的双倍的距离。从平门桥北堍东行，大约一刻钟可到齐门；娄门大抵与北寺塔东西成平行，匠门则与玄妙观成一线还要靠南，两门之间步行要四十分钟以上。从匠门沿城往南，还有一座葑门，不属于阖闾城八门之内，因为吴王绝越，正东的门不开。葑门之名大概是由“封”而来，是后代开了门命名的。仔细一考虑，才恍悟原来的八门并无平、齐、阊、胥之类的名称，比如，胥门相传是以伍子胥之名为门，试想建城时，吴王绝不会将一个臣子的名字定为城门之名。旧说伍子胥的住宅在此附近，故称胥门，这就分明是后人命的名了。胥门何在，我们始终寻访不到。因为阊、胥两门并为西边的城门，只能大约估计当在今金门之南某处。1954年前后，张维华函告，他写了一篇《阖闾八门考》，但我始终没有读到这篇文章。
木渎灵岩之游
苏州当时有马车载客。我以为郊游的交通工具，以马车为最理想。汽车太快，想浏览一下沿途的风光，没看清就疾驰而过了。马车则悠徐容与，视界也比关在轿车里宽广，更加上蹄声得得，仿佛就有那么点郊游的味道。
游灵岩山先在木渎吃中饭。木渎虽是小镇，但我在少年时就已留有很深印象。印象得之于一本叫做《滑稽诗话》的小书，书中说有几个三家村冬烘先生改张继《枫桥夜泊》一诗。一个说，霜如何能在天上见到，首句“满天”不通，霜见之于瓦上，应改“霜满屋”。次句“对愁眠”，也不通，对愁哪能眠？应改“对愁哭”。第三句勉强。第四句“夜半钟声到客船”更不通，倘此船航行到了常州，难道也能听到么？应改为“到木渎”。木渎这个地名我从此就牢牢嵌在记忆里了。木渎有家有名的石家饭店，有名菜肺汤，抗战前曾为国民党的大员们赏识，据同行的潘伯鹰说，此菜不可不尝，谭延阖、于右任都曾在该店留题赞扬过的。扫兴的是正好碰上酒店在翻修炉灶，未能一饱口福。但隔壁一家面馆的爆鱼面也很出色，不像一般面馆似的将爆好的现成鱼块，作为浇头加在面上，而是热锅现爆，脆而又嫩，颇为可口。店名叫天兴馆。何以记得呢？这里还有一段因缘。说起来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八十年代初，我到上海淮海路重庆路口一家苏州面馆沧浪亭吃葱油面，和同去的朋友闲谈，偶然提起了在木渎吃爆鱼面的旧事，说其味之佳至今尚能记得。一个上了年纪的苏州服务员插嘴问道：“阿是讲天兴馆？”原来沧浪亭的老掌勺正是天兴馆老厨司的儿子。难怪沧浪亭的葱油面如此精采！沧浪亭以后成了我常去之处，并曾作小文为其葱油面鼓吹。
灵岩的寺宇、宝塔和各种诡奇多姿各像其名的怪石固然值得一看，但吸引我们的是馆娃宫的遗址。什么响廊、采香泾、脂粉塘之类，历来为诗文所艳传。其实说穿了是大煞风景的。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美女的事，在《国语》上是记载着的，可说于史有据；但西施这个人却查无实据，先秦诸子如《管子》、《墨子》、《孟子》、《庄子》等虽然提到西施（一作先施）的名字，盛称其美貌，但从不提到她和吴越战争的关系；《左传》、《国语》有关吴越交战的文献则根本没有提到她的名字，直到汉代赵哗的《吴越春秋》，才提到越王以西施进献吴王的事，或说她是采薪之女，或说她是浣纱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谁也说不清。人们是不但喜欢造神，也喜欢编造风流故事的，于是越说越真，把一件虚无缥缈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风流旖旎，令人心醉。至少在汉代以后的二千年来，故事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俨然成为史实。历代好事之徒不免要在“旧苑荒台”上添上些琴台之类，毁了又修，修了又毁，我们观览的时候，兴趣倒不是所谓吴王和西施的古迹，而是历代诗人文人所塑造装潢过的传奇意义了。
倒是山西南麓的韩世忠墓留下了印象。当时虽已残破，但墓碑前巨大的※※却完好无损，镌刻也相当精致，比起墓主的同僚西湖岳王坟上的旧物来，后者无一件可与之争胜。这才是货真价实南宋遗物，比起灵岩寺里的所谓吴宫旧物来一点也不掺假。连灵岩寺本身也已是本世纪的建筑，没有多少古意了。
天平之游
不知“文革”头几年打砸抢的风暴中，苏州是个什么模样？那些旅游热点地区因无人光顾而萧条寂寞？抑或为免费旅行的大串连的学生所挤满？在1951年那阵，游山玩水的人确实很零落，灵岩还有少许乡下的香客稀零零地来朝拜，天平则游客极少，那天又刮着大风，一派秋深的萧杀之气。
头天一位上海音乐学院的助教朱小姐赶礼拜六回苏州，她是潘伯鹰的学生，自告奋勇陪我们同游，由她准备了些面包点心和熟菜，准备野餐。此人和我们有缘，几年后，1957年夏天，我应张维华之邀，去青岛度假时，又在轮船上巧遇，张维华也因答谢天平之游而请她吃了饭，但这是后话。
天平山以山顶望湖台的一片开阔平坦的巅址而得名，但我们都没有爬山的勇气。而且，和包租的马车夫约定，下午三点一定要启程回城，不耽误他六点钟向车行缴车。同时，朱小姐也要赶夜车回上海。上午赶到天平南麓已经快十一点了，三四个钟头休说山顶，连半山上的白云泉、卓笔峰、飞来峰也来不及转。所谓“天平三绝”，就只能赏览红叶了。时正秋暮，天平红叶虽没有北京西山的满山红染，却要比南京栖霞山的红叶集中而绚烂。光看看这片红叶，就已觉此行之不虚了。
在满地枯叶的枫林中溜达时，发现不少株老枫已经枯死，只剩下秃枝枯干。眼前这片枫林的树龄已有五百年左右，真担心再过百十年后将逐渐凋零。直到1992年秋赴苏为王西野画家祝八旬寿诞时，重游天平，才欣喜近十年来已补植了一批，总算有了“第三梯队”。当然这也是后话。
我们就在枫林下野餐，这时来了一个挑着一小钵一小钵的甜酒酿来卖的汉子，苏州做小生意的人真善解人意。这正是农家口味，别处是不大能碰到的。这玩艺入口甜润，却颇有后劲，潘、张两公一钵下肚，脸上已有春色，面包之类也吃不下了，剩下一大袋后来都犒赏给了马车夫。
于是到天平山庄的听莺阁喝茶。听说沏茶的水是从半山上的白云泉用接长的竹管引来的，那么我们至少也同天平的另一绝照了面。
在天平山庄，话题自然而然地谈到这山庄的主人范允临，连带而及毗邻的范仲淹祠堂。话头又带到更早和苏州这地方有关的春秋人范蠡。苏州这块地面，每踩一步都踏着历史的影子，和鼎鼎大名的古人相联。谈次，大家都有一个同感：以历史年代的辽远和烙在苏州这片土地上的印记之深而言，恐怕要算伍员了。以他命名的地名之多，恐怕也无人能及。胥门以外，有子胥墓，胥山、胥母山、胥江、胥口，胥之不已。可见伍子胥在苏州的民望，可能这里面很大的原因是一种移情作用，古代吴国人在伍子胥身上寄托着亡国之痛。
因此，那天回城的路上，我就吟成了四句：
天平木落秋方瘦，古道车回日已昏。
忽忆吴王诛直士，河灯明处入胥门。
其实那天我们是从盘门一侧入城的，胥门从来没有找到过。但要做诗，凑合那意思，就只好附会一下，否则，第三句就没有着落了。
逛玄妙观
游石湖那次非常扫兴。这回除了我和张维华以外，还有位朝阳法学院的孟云桥教授。他说曾从茅以升那里听来：石湖的行春桥是江南修建最早的石桥，可能不晚于有名的赵州桥。因此想一同去看一下。不料走到南门，天就洒起雨点来，孟说，雨中看风景也别有意趣，于是在南门买了三把伞，撑着走。哪知雨越下越大，道路泥泞起来，只好在河边遥望了片刻，打道回城。
天好像是故意同我们捣蛋，一回到城里，雨霁日出，又是好天了。但此时已是午刻，再回头已无兴趣，商量着只有下午这点时间，别处已不适宜，来苏州几个月，虽常在观前街来回，但玄妙观从未仔细观光过，于是饭后逛玄妙观。
也许是从文字记载中得来的印象，玄妙观一带，就像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开封相国寺那种光景。那天去时，游人真还不少。小摊小铺，卖膏药、梨膏糖，卖盆花、卖鸟儿，卖蟋蟀的都有；还有牵猴子变戏法的汉子，吸引着一小圈观众。看相测字的迷信摊头虽已被取缔，但仍有一看就可以辨识的“地下”术士踅来踅去地在人群中兜生意。我们邂逅一位在东吴大学教书的熟人，告诉我们凡是在广场上摆小书摊的主儿，十之八九就是过去看相测字卖卦的术士。我们走到一个书摊上去一看，陈列的书有《整风文献》和别的新印行的小册子，但大量的却是《关帝圣君觉世经》、《太上感应篇》之类的劝善书。我花了一千元（即后来的一角）捡了一本石印本的《玉历至宝钞》。摊主接钱时，悄悄说：“先生要看个相吧，鄙人就是玄妙观有名的……”报的名字忘记了，不外是“张铁嘴”、“赛诸葛”之类的称谓。我笑道：“你不怕我是便衣警察么？”他抱拳道：“先生不会，先生不是。”他大概判断，要买《玉历至宝钞》的人一定是迷信入骨的主顾，于是兜起生意来了。
玄妙观当然经过了历代的重新修整，但巍峨的三清殿的主架结构看来还是唐宋旧物。殿里的碑刻、石质雕栏都精致而古朴，但为了保护，都用绳子拦着，不许游人接近，只能远处谛视一下。可是，还是有两三个顽皮的孩子，从绳下钻进去，在一尊什么天尊的座下侧着耳谛听着什么。问来的游人，才知道据传说，这尊神像座下有一个洞孔，侧着耳细听可以听到海水波涛声，好像还同八仙过海的神仙故事有牵连。据说，解放前有人要听一听，管事的道士就要收一两个铜元的费，每天也可有一两元的进账。想来不过是道士故炫神奇的敛钱的花样，人们拿一个瓶子贴上耳朵，不是也能听到嗡嗡声么？杭州西湖净慈寺里，有一口据传是济颠和尚从四川运木材由此井送出的大井，和尚拿着灯让游客看一看井里的一截木头，说是用剩下的，也收看钱，是同一类花样经。当然，必须这寺院历史悠久而有名，才能编造出这类神话来。老牌子是无形资产，信然。
观前街依然热闹繁荣，行人熙来攘往，商店生意兴隆，它给天堂的苏州撑着面子。苏州著名的店家，殷实的商号全集中在这里。只要离开观前街，向任何一条小街走几步，就立刻显得清净和古朴，甚至显得萧条和败落，但只有在小街上，特别是沿河的石板路上走着，觉得才是地道的苏州。
虎丘茶楼一席话
逛虎丘那天早晨也是满天阴霾，其时学习已将结束，是最后一个礼拜天了。张维华说，来了一趟苏州，连虎丘都不到，交代不过去。于是陪他上。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我和他建立了真诚的友谊。
天公作美，到闾门大街时云散天霁，秋高气爽。经过留园进去转了半个钟头，那时没有进园买票之说，真是不看白不看。可是留园的破败凋零之状，也真不可久“留”了。进门满地青苔，予人以阴沉荒芜之感。几乎没有游人，只有几个小孩子在泥地上打玻璃弹子。回廊上的窗棂大半是破损的，楼轩也到处是破破烂烂的一副惨相，据说日伪时期破坏以后就没有修葺过。当时刚解放，自然顾不到这些，好在那时也没有多少人有心玩赏园林。除了狮子林，因为是石头，显不出过分衰败外，拙政园也是坍坍败败的，那情况好有一比，像抄了家以后的贾府大观园。
虎丘却非常热闹，这是当时郊外风景点所少见的现象。沿途摊贩、做小生意的特别多。游客中还有外国人，当然是苏联人，这倒颇有苏州往昔的景象。
我们粗略浏览了一下寺塔阁苑，在剑池边作了少许停留，扫视了一阵摩崖后，就到旁边的一个茶楼上当窗对茗剥瓜子，出门时，张维华就说今天要和我好好谈谈天，我猜想他有什么事托我回上海后给他代办，没想到一坐下来他就娓娓地谈他的往事，主要是治学经历。如何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书，如何在哈佛燕京社做学问，如何治史，治沿革地理，治明代中外交通史，等等。穿插着和一些知名学人的交往，我很感兴趣地听着；作为回报，我也自然不拘地谈了自己的一些往事，彼此谈得都很恳挚。那时，次年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虽还不知具体将怎么干，但形势已很清楚，教会学校和私立大学大概都要归并到国家院校去。他估计齐鲁大学的最大可能是并入山东大学，后来果如所料。他惋惜地表示，如果不是现在的人事制度，他一定要邀我到齐鲁大学去。
我表示感激他的情意，至此，谈话还是很轻松的。忽然，他脸色庄重起来，一边用手指笃着桌面，一面很动情地说：“有几句话，如果我不讲，就对不起我们这番交往了。”
我一愣，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他接着说，他要给我提点忠告。说我资质不坏，也不是无所追求的人，但是，如果老是像现在这样东搞搞，西摸摸，“打游击”一样地打下去，将一事无成。他的语气十分严厉，令我惶恐震悚。最后说，两三天后要分手了，今天特地到虎丘来，是专门为了同我说这句话，一个特殊的环境，让我容易记牢。
我紧紧握他的手，说我一定记牢。
我的确由衷感激他的至诚之言，这一幕至今还清晰地留在脑际。可是，我没有能遵照这规诫做。读书依然杂乱无章，治学贪多务得，东涂西抹，迄今一事无成，如他所料。
虎丘之游，弹指间四十五年过去了，但张维华这番肺腑之言至今仍留下磨灭不掉的印象。苏州旧游的种种真已如烟如梦，那一天的晤对却恍然如昨。以前各篇，诚如题目所示，是从沉埋的记忆中钩出来的，惟有这个印象却是鲜活的，不索而自来，并且陪随着对逝去的故人的感激和愧赧。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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