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与别离
长沙作为屈贾之乡，屈原、贾谊的“伤心”处，楚湘文化初始便带有一种悲壮、忧郁的色彩，也透露出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参政意识和修身、格物、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雄心。屈原的《离骚》，篇名就是“遭遇忧患”、“离别的忧愁”之意。这位楚王朝的远房宗室、左徒，自称为古帝颛顼的后代，以香草、美人、明玉为喻，将自己刻划成“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的艺术形象。屈原是位政治诗人，其诗也是政论性极强的“政治抒情诗”。《九章·惜往日》中的“受命昭以昭时”，“明法度之嫌疑”，便是直写楚怀王让屈原制定“宪令”，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政治变革。
屈原，这个身上披着江离和白芷，把秋兰连结成串作为饰物的人；赞颂唐尧、虞舜、夏禹诸先贤，鄙视桀、纣恶行的人；痛斥党人、奸佞，绝不与之同流合污的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人；求绳墨与规矩之正道，宁死也不苟合求容的人；愤懑历兹，悲叹生不逢时，用柔软的蕙草揩抹眼泪，泪却滚滚而下沾湿了衣襟。
《离骚》的艺术成就，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形态，开创了楚辞，竖起了诗歌新的里程碑，其“神高驰之邈邈”，于高空下望，仆从伤悲，马也裹足不前。然而，去不忍，归故国而无“美政”，他只好投水而死了。《离骚》阔大恢宏，波澜起伏，气象万千。可中外诗史中第一个自杀的诗人，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不忍”离去，却彻底离去了。
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政治家的愿望与诗人的理想合一，这是儒家人生哲学赋予中国诗人的一大特色。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政治家的身份与诗人的身份的奇妙结合，正是多数中国诗人的突出形象。诗成了发泄官场失意的工具，成为历史的政治活动失败的安慰。”“正变美刺、咏史述志、吊古怀旧、官场酬往、交游赠答”，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痛苦、悲哀、离乱成了诗的养料。诗，常常成为灵魂的避难所，幻想治国、平天下的诗人从不拷问自身，照样活得潇洒风流。
可屈原自杀了，在一个“礼崩乐坏”、“争于气力”的血肉杀夺的时代，他向天发问，提出170多个“什么与为什么”，他的伟大，便是敢于问“天”，这是对一切道德——历史价值根据的质问。在儒学的一重世界里，天道即人道，天人合一，“天”不言，君王代天立言，实际上，屈原向“天”发问，已体现了他对信念的怀疑，绝望，对现实的绝望，对自身生命的绝望。在《悲回风》之中，这“临乎绝望”之音，“将沉渊之绝笔”，“心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整个信仰的生命被猛然抛入虚无的深渊、过去的信念和理想不再可信，而深渊的彼岸又是荒漠和虚无，诗人无路可走，不得不自杀。
屈原之后的贾谊，被贬后被称为贾长沙，亦是一位“政治家”。上《治安策》批评政治；写《过秦论》分析秦之成败得失；俟罪长沙，写《吊屈原赋》，以屈原的遭遇比况自己，抒发胸中愤懑。其著名的写猫头鹰的《鹏鸟赋》，在文学史上颇有价值，为骚体诗发展为汉赋的代表作，系“出风入雅大文章”，其中仍充满着对人生、社会的理想和哲思，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和不妥协的精神。
《楚辞》中和政治关系不大的，为屈原整理、加工的民间创作《九歌》，这些祭祀鬼神用的乐歌，《湘君》、《湘夫人》，以深刻的关心和同情歌唱这一对湘水配偶神，彼此热烈相爱而终无缘会合，写得悲怨缠绵，如泣如诉，颇有艺术魅力；《少司命》职在掌管子嗣和儿童，这位一手仗剑，一手抱着幼儿的美丽女神，充满了人性和爱；《东君》为太阳神的乐歌，是对光明的憧憬；《山鬼》则又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女性形象，爱情的真挚热切、率直缠绵，读来清新而幽艳……
长沙人中真正所谓看破红尘，执著于艺术者，要数唐代的和尚怀素。怀素为酒徒，常喝得酩酊大醉，放荡不羁，超逸脱俗，曾将用坏的笔集成一堆葬在山下，做成坟丘状，号称“笔冢”。寺院里种有万株芭蕉，和尚便在芭蕉叶上写字，称寺庙为“绿天”。酒酣兴起，常常提笔而出，无论墙壁、器具、衣物、或别人穿着在身的衣衫，碰到什么，挥笔就写。“其草书潇洒超逸，并无狂怪习风，行笔从容不迫，有如庖丁解牛，平淡天真中枯润交错，似全无法度，却极具法度、挥洒从容，游刃有余，真个是人也逍遥，书也逍遥，其笔意只能领悟，却无法摹仿。”
谈屈原、贾谊、怀素，让人不能不想到南宋词人辛弃疾。想起辛弃疾，不能不想到那气似奔雷，雄深雅健的词章——“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以及“溪里卧剥莲蓬”的无赖小儿。
辛弃疾锐意抗金，持论劲直，不为迎合，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期，绝不尸位素餐，庸庸碌碌，虽受投降派压制，仍雄心勃勃。孝宗淳熙六年，调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期间整顿乡社，弹劾贪官，浚筑陂塘，兴办教育，影响颇大的事，是他在长沙“奏乞别创一军，以湖南飞虎为名。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
辛弃疾选择五代马殷所建营垒的故基，创建新营，限期一月完成。时值秋雨连绵，所需20万片瓦无法烧制，于是他便下令两天内每户献瓦20片，给钱100文，20万片瓦如期凑齐。垒营所需石材量大，他则调集全城囚犯，到长沙城北驼咀山开凿，按罪轻重定量，凿石量多质好者可以赎罪。囚犯拚命取石，所需石材也如期凑齐。营垒筑成，则募步兵2000，马兵500，皆壮健勇武之士。辛弃疾又派人到广西购战马500匹。骏马强兵、兵器精良，并加以严格训练，飞虎军士气旺盛，骁勇善战，大有辛词“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气势。此军维持了数十年之久，金人称为“虎儿军”，十分畏惧。
或许因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在词家争斗秾纤，珠圆玉润、四照玲珑之时，辛词却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其不平之鸣，随处辄发的英雄语，抚时感事，磊砟英多，“绝不作妮子态”，其词虽也间作妩媚语，也是豪迈中见精致。所谓“词人合一”，词豪，是其胸襟磊落雄豪所致。
然而，屈原投水，贾谊年仅33岁便忧伤成疾而死，怀素又把自己给了酒和艺术，人已与冢中的笔无异。辛弃疾呢？任湖南安抚使仅一年，便被调离，其痛楚惜别，曾写下“盈盈泪眼”、“日暮行云无气力，立尽西风雁不来”的忧伤愤满之句。
或许，这些早年致力于经邦治国、兵马戎机的艺术家，以其忧国忧民的作品和身体力行的政绩，孕育了湖湘文化最早的胚胎，亦养育了一个民族的精神。
湘人精神
湖南近代史上曾出现了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
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林伯渠、李富春、陶铸、胡耀邦……这些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尽人皆知。
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湖南有3位（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员大将，湖南人占了6位（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57员上将，湖南人有19位（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彭绍辉、傅秋涛）；100多名中将，湖南人有45位。
著名的革命先烈，还有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郭亮、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黄公略、王尔琢、左权、段德昌、向警予……
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湖南则涌出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禹之谟、马益福、刘道一、刘揆一、杨毓麟、焦达峰等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
至于魏源这样杰出的思想家，谭嗣同、唐才常这样的维新志士，是用智慧和鲜血点亮了照彻暗夜的薪火。
清末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曾国荃、郭嵩焘等挽救清朝危机的“中兴名臣”。曾、左位至军机大学士，彭玉麟位至兵部尚书。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其中有4位非湘籍，但为曾国藩保举的原湘军幕宾李鸿章等）；位至巡抚者14人；位至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参将、副将、州、府道员的不可胜计。
对此，正如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所指出的，“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于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
和副市长颜克初谈及湖南人士鼎盛的原因，他也讲：用穷来解释，恐解释不通，国内有更穷的地区；用富来解释，也解释不通，有比湖南更富的省分；用好斗来解释，也不准确，好斗者湘人远逊于边地民众。说来说去，只有一个解释，是历史和文化的作用，究其原因，应首推渊远流长的楚湘文化的薰陶。颜克初告诉我，随便找一个不识字的湘南老宿，他会从三皇五帝一直谈到慈禧太后，说得头头是道。湖南人聪明，他父亲早年曾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唐代向朝廷纳粮，由澧水下洞庭，经水路到京城，由于历时太长，皇粮成了霉米，于是湖南人便想出了只纳钱、不纳粮的主意。可这样的大事如何向皇帝开口？湖南的新科状元便在皇帝每日必经的路口用蜜糖写了“澧州粮米可免”6个字。皇帝出恭，看路旁蚂蚁堆成了字，便随口念了出来，语音刚落，暗隐在侧的状元便跪下谢恩。这传说真实性如何且不论，但湖南人的聪明才智从这传说中便可见一斑。
人是文化的存在。马克思称人是“社会条件的总和，世界历史过程的总和”，而历史的真正主体是精神。不仅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社会形式、艺术和科学也是如此。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造就了一代代人。文化的具体体现，或许该称之为渊博、宽阔的容纳、学识和创造力。代表一个地域的文化特征，则集中表现在人的精神品质。
1920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曾写就《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文中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
说起来，拼斗之惨烈、气贯霄汉，用血与火照亮历史，撼人心魄者，要数宋末知谭州、湖南安抚使李芾的壮烈殉难了。
德祐元年7月，元大将阿里海牙率数万大军南下，长沙城的宋军已外调征战，城内空虚。李芾临时募兵不足3000。9月，城被围困，李芾亲冒矢石，与诸将分兵死守，城中百姓亦纷纷助战。日久，矢尽粮绝，李芾令百姓集羽扇造箭，抓雀捉鼠充饥。将士受伤，芾亲临抚慰，元兵派人招降，当场诛杀以示坚贞，部属皆同仇敌忾，誓作殊死战。
城死守百日余，援兵不至，危在旦夕。长沙人尹谷得知元兵已登城，便积薪扃户，举火自焚。邻人来救，但见尹谷正冠端笏危坐于烈焰中。李芾得知，感叹不已，洒酒祭奠。当日正是除夕，李芾留宾佐会饮，众人皆悲愤刚介，誓与长沙共存亡。随后，李芾召来帐下部属沈忠，给他一些银两，令他处死自己一家。沈忠无奈，怀不忍之心先将李芾全家人灌醉，然后逐个杀之。共一十九人，李芾也从容就戮。沈忠放火焚烧了知潭州府熊湘阁，再回家杀了自己的妻子，继而跑到火场，放声大哭，自刎而死。城破之后，与李芾协力守城的安抚司参议杨霆则跳水自尽，妻妾奔救无及，也一道殉情。其时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数百学子，与元兵搏杀，破城。后大部分都献出了生命。
近代史中，最令人尊崇者，当首推谭嗣同，这位长沙浏阳人，是为中国近代革新事业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其“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伟大献身精神，曾鼓舞了千百万爱国志士。戊戌变法失败后领导自立军反清起义的首领唐才常是他的密友；以反袁护国、“再创共和”而彪柄青史的蔡锷，是他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中最年幼的学生。
谭嗣同虽对光绪帝抱有很大希望，幻想通过皇帝的支持实现自上而下的改良，以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但其骨子里充满了对君主制的憎恶。曾言：“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直斥“君为独夫民贼”，他把一切封建皇帝视为“大盗”，把历代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思想家皆骂为“乡愿”，认为正是这些“大盗”与“乡愿”互相利用，互相勾结，才形成了一张“尽窒生民之灵思”的封建天罗地网。他认为天地万物，无不处在变化日新之中——“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缛者歇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以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并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凛然气概，慷慨赴死。
梁启超称谭嗣同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并指出：“谭浏阳之《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不愧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
戊戌变法，湖南是惟一积极推行光绪帝新法诏令的省份。正如毛泽东早年所指出的，“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变法失败，唐才常1900年在两湖地区发动自立军起义，又惨遭失败而壮烈牺牲，“是役自男爵、道员至诸生，死者千数。”一些著名烈士，皆为谭嗣同所办时务学堂的高材生。此悲壮的一幕，开启了辛亥革命的先声，湖南的大批维新志士，很快与康有为、梁启超决裂，投身于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民主革命的旗帜之下。
自立军起义失败10年之后，辛亥革命终于在两湖地区首先爆发和成功，绝非偶然！这与湖南源远流长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湖湘学派
梁启超曾指出，“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
集残明遗献之精华，将楚湘文化湖湘之学推至极致者，是王船山（1619～1692年）。船山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早年在长沙岳麓书院就学，后隐居家乡衡阳曲兰石船山下，故称船山先生。这位明朝遗臣，清之逸民，著有《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内传》、《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庄子解》等，著书凡四十年而终。据曾国藩极力搜集刊刻的《船山遗书》计，共320卷之多，也并非船山的全部著作。王船山和黄宗羲、顾炎武被称为清初三大儒。刘人熙称：“其为学，旁搜远绍，浩瀚闳深，取精百家，折衷一是。楚人士称之曰‘周子以后，一人而已。’天下之士宗之曰：‘孟子以后，一人而已。’”谭嗣同亦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称其思想“空绝千古”。历史学家侯外庐也认为，王船山的思想，“蕴含了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清末民初之际，知识界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这就难怪清政府也不得不答应湘军首领们的愿望，让船山享受“从祀文庙”的殊荣。船山当时在读书人的心目中，成了诸葛孔明一样羽扇纶巾的智慧化身。清末科举废除八股文，改考经义策论，船山的《读通鉴论》、《宋论》成了学子攻读的范本。洋务派后期领袖人物，担任过湖广总督、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在题船山草堂楹联时，是这样写的——
自滇池八百里而下，潇湘泛艇，岣嵝寻碑，名迹访姜斋，风月湖山千古；
孕衡岳七二峰之灵，挥麈谈兵，植槐卜相，雄才张楚国，文章经济一家。
所言已非仅是“旷代之师”的学者，而是“挥麈谈兵”、“植槐卜相”，大略“雄才”的政治家、军事家形象。事实上，从清末民初的历史来看，凡研究船山学者，没有不与政治、军事沾边的。
湖湘学派，作为宋代重要的，自成体系的理学学派，源于北宋湖南道州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此说亦为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之源）。
周敦颐把“无极”作为世界的本体，提出了从无到有，阴阳对立、五行相生、变化无穷的宇宙生成说。对湖湘学派的形成、发展、影响深远。之后，“足开湖湘之学统”的胡宏，则“力行所知，亲切至到，析太极精微之蕴，穷皇王制作之端，综事理于一原，贵古今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见天理之端，综事理于一原，贵古今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见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发无声无臭之妙。使学者验端倪之不远，而造高深之无极。”
胡宏最著名的弟子张，是南宋抗金名相张浚的儿子。张遵父命求学于胡宏，“遂得湖湘之传”，归长沙，在妙高峰下创建城南书院（今长沙第一师范校址），后主教岳麓书院。适时朱熹来书院讲学，大批学子来聆教，所乘马匹一时间竟将岳麓书院前的池水喝干。
湖湘学者主张在日用伦常和经邦济事的活动中，去察识心性义理，形成了把心性哲理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的湖湘学风。胡安国以《春秋》为“经世大典”；胡宏主张“理欲同体”，“圣人不绝欲”，只不过天理与人欲作用不同；张强调“知行互发”，以及湖湘弟子留心经济之学，无不是这一学风特色的具体体现。王船山把天、道、心、性奠定在气、物、情、欲等感性存在的基础之上，抑制了理学走向空疏、虚诞的严重弊端，适应并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发展。
船山以气为本的哲学思想体系，近代各家都从中汲取了自己所需的养料。曾国藩等理学经世派从船山理学思想中吸收了儒家伦理内核以及“明体达用”的学术思想特色。谭嗣同则汲取了其理学思想中的精深哲学体系的形式，服膺其“道不离器”、“理欲同体”的哲学命题。杨昌济则继承了王夫之的“行可兼知”的思想，提出“力行尤要”的主张。
船山学说中经世致用的实学倾向，深受近代各家各派推崇。湘军集团的治理军队、兴办洋务，便是这种实学的具体体现。而船山学说中的浓厚的民族主义意识，其“华夷之辨”的议论，反满的激烈言论，对近代民族意识的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说到湖湘文化、湖湘学说对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影响，我们不能忽视岳麓书院的作用。
这座香樟护道，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的宋代四大书院之冠，坐落于岳麓山下已历千年。宋真宗赐书的“岳麓书院”四字门额曾使书院名声大振。宋代全盛期曾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民谣，可见学子之众。书院曾经兵毁重建。清代康熙以“学达性天”四字赐给书院，乾隆亦赐“道南正脉”匾额。
书院的前厅、正厅两边壁墙之上，刻有四个大字：忠、孝、廉、节，每字高1.6米，宽1.2米，手书石刻，相传为朱熹手迹。两廊的正面刻有乾隆年间御史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四字，形略小于朱熹字。前厅后有文昌阁，旧制书院生员凡及第者，均题名于阁内。湘水校经堂，为道光十六年湖南巡抚吴荣光所建。六君子堂，为祭祀创建或修复岳麓书院最有劳绩者。半学斋，为五开间一进的旧式房屋。“半学”两字取自《尚书·说命篇》：“惟教半学”一语，意为半教半学，教学相长。此斋为历代书院山长、高等学堂领导者居住之所。
书院是幽静的，院中石头铺地，庭前古木参天，树皮上敷满苔青色，不时有鸟声从枝叶间透出来，让人感到确是个极好的读书处。于静谧中，我想到书院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中湖南的那些著名人物，几乎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而湖湘之学，大抵也是在这里薪尽火传，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命运。这书院，也该是“动极而静”、“静极复动”，动静“互为其根”，致使人世间“万物生生变化而无穷焉”吧。
湖南近代的几个人才群体，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者，先后有贺长龄、贺熙龄、陶澍、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曾国荃、刘长佑、唐才常、沈荩。谭嗣同虽没有直接在书院就读，但其师欧阳中鹄深受湖湘文化影响，尤崇拜王船山，后还有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光绪二十四年肆业于岳麓书院。
毛泽东青年时代受杨昌济的教育、引导，对哲学有浓厚兴趣，他注意经世致用，倡导实践躬行，湖湘文化的三大要素：推崇理学、经世致用、伦理践履，在青年毛泽东身上都有着明显的体现。城南书院，即毛泽东就学的长沙第一师范的前身。1916年，毛泽东曾寄居岳麓书院读书。1918年6月再次寓居书院主编《湘江评论》，被查封后，1919年，毛泽东又在书院半学斋主编《新湖南》。
无湘不成军
说船山史论是一部军事理论经典，从军事战略角度论及，是不差的。在湖南，“士乃嚣然喜言兵事”，“无湘不成军”，几成传统和特殊的社会风气。
对于船山的史学宏论，“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湘军的领导人物，郭嵩焘、彭玉麟、罗泽南等，在组建湘军之前就被穷论古今兴亡，讲求经邦治国的《读通鉴论》、《宋论》所吸引。而被杨昌济称之为实践船山理论的实行家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与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战争高潮同步进行。320卷遗书，曾国藩亲自校阅了117卷，为了校对讹字，“乃复查全书，辩论经义者半，校出错讹者半。”
从曾国藩的日记看，其钻研船山史论，均在征战形势危急，前途未卜的时候。据同治元年的记载；
10月27日：“阅王而农先生《通鉴论》数首，论先主、武侯、鲁子敬诸人者。”
10月28日：“阅王而农《通鉴论》杨仪、杨资诸篇。是日接李世忠咨，九洲贼势浩大，深以为虑。”
10月29日：“阅《通鉴论》何晏等篇。是日闻贼窜江北之信，又闻季弟病重、宁国粮路未通，为之忧灼，不能成寐。”
接下来11月载有几乎每日必读的记载，多在“二更末”、“二更三点”夜间研修。而曾国藩很多精采的军事思想，如“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占城池土地为意”、“多用活兵”、“少用呆兵”、“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等，也正是这个时期提出的。同治五年，曾国藩围剿捻军，又一次陷入“制敌无术”“深为忧灼之境”时，又开始认真披阅《读通鉴论》，是年7月6日始，至8月初三“凡三十卷阅毕”，并马上接阅《宋论》，毕，又回头重温《读通鉴论》。
船山在“两论”中曾经指出农民战争的“败亦走，胜亦走，无所不走”之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得湘军、淮军晕头转向，穷于应付。但曾国藩很快认识到捻军“如蚁旋磨，忽左忽右”，“多打几个圈圈”的特点，总结出捻军作战的“四长三短”。正如曾国藩所说，“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他把自己摆进去，审时度势，寻求用兵治国的方法。
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曾文正的“多条理、少大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说，被梁启超誉为“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其“非有入地狱手段，非有治国若烹小鲜气象，未见其能济也。”
曾国藩每次扎营，都以罗盘定方位，查各营所掘壕沟，用竹竿量验。每营都步行亲量，看是否已掘自一丈五尺。曾还亲点各营兵勇之名，并每日传见百夫长数人，了解军情，记载其答问、批评。并察颜观色，辨识部下的品质、才能。其日记载有他对一些人的印象，如：朴实；眼圆而动，不甚可靠；语次作呕；明白安详，拙直、长工之才；等等；曾国藩知人善任，通过这种谈话的方法，识别提拔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名将。如刘松山原来不过一名“长夫”，后为统帅大军的名将。
曾国藩明确主张：“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他在与其心腹幕僚赵烈文论军事时说：“胜负不在形而在气，在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左宗棠同样强调指出，“盖练兵之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蔫者也。”与孙子兵法、与船山所论如出一辙。
对于古称“天堑”的长江天险，船山曾指出，江东之险，并不在眼前的浩浩大江，“江东之险在楚、楚之险在江与汉上流”此为“得失之枢”。湘军与太平军决战，故先拼夺武汉，“于武汉设立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武汉为根本，大营有据险之势，军士无反顾之虞。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痍疾病，休养得所。”
湘军攻克九江之后，安庆争夺成为湘军与太平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曾国荃率领湘军精锐，团团包围安庆，深沟固垒，挖筑双层长壕，外层拒援军，内层困守敌。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在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率领下，在湖北连破黄州、德安、孝感、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地，直扑武汉；在江西连破吉安、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地。曾国藩自己身陷祁门，几次险遭被俘杀身之祸，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不分安庆之兵，不撤安庆之围。他以打死仗，“打掉门牙和血吞”的拼死之心，咬住关键处，历时一年多的血战，安庆攻克，太平军自此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此后，李秀成虽攻占了江浙大片土地，并再破江南、江北大营，却仍然无补于安庆失守后的战略大局，太平天国终被镇压。
曾国藩之后，左宗棠曾率部分湘军精锐，于1876至1878年，讨平了从浩罕入侵的阿古柏，收复了祖国新疆的大片河山。1881年，曾纪泽以左宗棠的武力为后盾，经过艰苦卓绝的外交斗争，又从沙俄手中索还了伊犁。左公所写“大将筹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和春风度玉关”之诗，其情其景，颇得后人敬仰。其收复新疆之周密筹划、精细运算，制定的“层递灌运”、“缓进急战”战略，灵活机动地调整发挥，左公归复新疆之“五年计划”，率如其言，可谓成竹在胸。
1884年爆发中法战争。左宗棠、彭玉麟全力支持湘军宿将王德榜，配合老将冯子材，取得震惊中外的谅山——镇南关大捷。此役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的垮台。左宗堂73岁高龄，亲赴福建前线督师，指挥防务，先后遣王待正和湘军水师名将杨岳斌，乘木帆船冒险偷渡台湾海峡，增援孤岛血战中的台湾军民，其反侵略，护卫国土的神圣，终为湘军增添了一段光荣的历史。
左宗棠年青时即自称“亮白”，以诸葛亮自居，后又自称“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委实有些自夸，且自视甚高。可“历古以来，书生戎马，而兵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未有如宗棠者也。”确也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
谭嗣同、梁启超的学生，中国近代最著名的青年军事家蔡锷，曾认真研究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1911年蔡锷在云南任协统，为训练官兵，辑录了影响极广的《曾胡治兵语录》。“语录”分为十二部分：一将才，二用人，三尚志，四诚实，五勇毅，六严明，七公明，八仁爱，九勤劳，十和辑，十一兵机，十二战守。每一部分前面，蔡锷都加了按语，画龙点睛地指出要点，并结合中外军事理论的发展变化，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蔡锷所辑《曾胡治兵语录》，曾是黄埔军校的主要军事教材。正如周恩来所说：蒋介石办黄埔，“是以《曾胡治兵语录》及《拿破仑传》为之先的。”毛泽东很小就熟悉许多湘军的掌故，他的名字“润之”，就是湘军二号人物胡林翼（胡润之）的字。而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朱德早在云南讲武堂就深受蔡锷影响，并在蔡锷的直接领导下，参加过云南起义和反袁护国两次革命战争，被任命为护国军旅长。
说起来，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的，其“司马九伐之威”，“踔厉中原、震水陆，剑西域，戈横南交；东挞瓯粤，北棱辽海”，以殊勋生拥位号，死而受谥者数百人。而成千上万出身农民、受过战争锻炼的湘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却在湘军解散后纷纷加入哥老会。正如《湘军兵志》所言：“再过二十年，辛亥革命，哥老会与同盟会联合，就把清皇朝推翻了。当年曾挽回过清皇朝国运的湘军，如今竟然做了清皇朝的掘墓人。”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电视台正播放《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这让我想起船山对诸葛亮的评析。船山认为，诸葛亮三分天下，东联孙吴，北伐曹魏的《隆中对》，在刘备到处飘零，无立足之地时，是正确的抉择。蜀汉数十年立国之基由此而定，而最终不能战胜曹魏的原因亦由此而生。蜀恃险而言，但荆州兵利于水，一出宛、洛而气馁于平陆；益州之兵利于山，一剑阁出秦川而情摇于广野。以有险可恃而应对无方，姜维之败，乃是必然。船山认为唐朝只懂用战争实现和平。宋秦桧之和与岳飞之战未尝不可配合起来，“相辅以制女真”。而岳飞却把这两种方式尖锐对立起来，一味排斥和谈，结果反而造成主和派的得势，岳飞也未免失之偏激。“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此中国制夷之上算也”。其论确别开生面，言人所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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