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报，知道俞平伯先生于10月15日过午病逝。到此，我上大学时候的老师就一个也不剩了，真是逝者如斯夫！我心里当然有些不平静。先涌上心头的是悲伤。记得去年年初，应某刊纪念“五四”之约，曾著文写俞先生，不久之后，以“俞平伯先生”为题，发表于《读书》1989年5月号。那篇文章末尾说：“现在他老了，九十高龄，有憾也罢，无憾也罢，既然笔耕大片土地已经不适宜，那就颐养于春在之堂，做做诗，填填词，唱唱‘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吧。”俞先生自70年代晚期患轻度中风，身体不好，我知道，但推想，他不久前还往香港，仍讲《红楼梦》，总当还可以维持几年吧？想不到这样快就走了。
继悲伤而来的是遗憾。依常情，尊师重道，我应该多去问候，可是七八十年代相加，才去了两次。先一次在建国门外的学部宿舍，他走路不灵便，可是未扶仗；后一次在钓鱼台东侧的南沙沟，竟是扶案始能举步了。其后我不是不想去，可是想到会给他添麻烦，就沉吟之后作罢。就这样，断了音问，以致应该有的最后一面也竟化为空无。这是遗憾之一。还有其二，是那篇拙作中谈到他的散文，曾说了这样的话：“他尊苦雨斋为师，可是散文的风格与苦雨斋不同。苦雨斋平实冲淡，他曲折跳动，像是有意求奇求文。这一半是来于有才，一半是来于使才。”我这样写，心里是有高下之分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人各有见，推想俞先生是会谅解的。可是一时胡思乱想，以为他看到，也许要说“小子何知”，也就没给他看。不给他看，成为背后嘁嘁喳喳，这是有违尊师之道的。
时间不能倒流，人死盖棺，应该再说些定论和纪念的话。俞先生生于清光绪己亥腊八，其时已是公历1900年1月15日，在世九十年零九个月，以“人生七十古来稀”衡之，可算作高寿。成就也配得上年岁，散文，诗，词，都成家；多年教学，在古典文学方面，博不稀奇，稀奇的是见得深，因为他既有才，又能作，知道其中底蕴。这方面，有他的多种著作（旧版新版）为证，我那篇拙作也谈了不少，不宜于再费辞。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像是还可以说说另一个方面，一般人或者会看作小节的，是个人的生活之道。道，难言也，更重大的是难评也，因为，虽然如《庄子》所说，可以“在屡溺”，可是可以推演为理论，那就会牵涉到意识，以至于立脚点云云。这里只好大事化小，说说我的关于俞先生的一点点的看法。先要说说他的家世资本。他曾祖父俞曲园（樾）是清朝晚年的大学者，父亲俞阶青（陛云）是光绪戊戌科的探花，也善于诗词。因为有这样的门第，所以能够娶仕宦之家仁和许家的小姐许莹环（宝驯）为妻。也就因为这资本向下延续，他就可以住人间天上的清华园，过教、写、唱的生活。这样说，是他的家世资本使他有大成就吗？又不尽然，因为有这样的资本，也可以去斗鸡走狗。俞先生的可取之处就在于他善于用其才。还是只谈减去学业的生活之道，我的看法，他的道，用古语说是“率性之谓道”。我自1931年与俞先生相识，听他的课，读他的著作，后来还有些交往，深知俞先生是诗人气质。因为是诗人气质，所以喜欢做诗，尤其喜欢做词。不是像有些文人附庸风雅，无病呻吟地做，而是写走入诗境的心。还记得词里有这样一句，“闻道同衾仍隔梦”，南宋吴文英及其后的追随者，总在辞藻上翻筋斗，是写不出来的。他讲诗词也是这样，不像现在许多人，站在外面赏析，而是走进去，谈个人感受。诗人通常还有个习惯，是把实生活“认作”戏，所以俞先生喜欢唱昆曲，恰好许夫人更精于此道，于是有时他们就来一两折《牡丹亭》，大概就如杜丽娘与柳梦梅，真入了梦境吧？这已经不是生活里有诗，而是生活变成诗了。也就是由于有这样的希求和感受，俞先生于40年代写了长诗《遥夜闺思引》，70年代写了长诗《重圆花烛歌》。俞先生是大学教授、研究员，竟至学温、韦之流，像是有些怪。其实并不怪，因为他是诗人气质，写这些正是率性。
我的体会，研究《红楼梦》也是这样。他不是泛泛地研究小说，像孙楷第先生那样，有书必看，有闻必录。俞先生全力治《红楼梦》，不问《金瓶梅》，因为前者近于诗，后者近于柴米油盐。也是由于诗的浸润，也许是干扰？他在这梦中多看人生，因而看到空，而没有看到社会，以及进步与退步，等等。诗人，如苏东坡，不合时宜。俞先生也是这样，因为不合时宜而受到批判。但诗人都是生性痴迷的，因而左批右批之后，他还认为，“曹雪芹未必比我进步多少”。俞先生也许胜利了，1982年，比他年长四岁的许夫人先走了，他成为半空，现在他也走了，成为全空。这就可以说是以身证实了自己的信念吧？
我得消息晚，未能恭送八宝山，悲伤自不能免。但仔细想想，又感到安慰。人生不过是这么回事，秦皇、汉武也不免一死，所求不过是在生者记忆中的不朽。俞先生著作等身，而且很像样，不朽做到了。还有一样，是一般人很少做到的，是在诗境中过了一生，世间还有什么获得比这更贵重呢？所以我想引康德的最后一句话：“够了。”那么，就从许夫人于地下，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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