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发读君诗，今束展君墓，清风江上酒然来，我欲因之寄微慕。呜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长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
秋风瑟瑟。我站在一座墓园前，低声反复吟诵200年前清代诗人黄景仁过李白墓所作诗句，涌动着相似的情愫。面前却不是当涂太白墓，而是同样在安徽长江边的另一座墓园。
夕阳无语。几行萧疏的树木，轻轻摆动尚未完全枯黄的叶子。周围没有房屋，也没有人影，墓园是寂寞的。
并不是无主孤坟，也不是乱草丛中的荒冢。墓前也有一块墓碑，碑前也有一方几米见方的小空地，供人凭吊，供人祭扫——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人来送过花圈。
简朴的碑石上，只有五个大字：
陈独秀之墓
碑石前面，简单的两行字，记载出生和逝世年月：1879年10月9日和1942年5月27日。
墓园安详地躺在墓主家乡安庆市郊。他奔走坎坷一生，遗骨总算由长江上游的江津小城沿着浩浩江水东归，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青山依旧，江流依旧，沧桑几度，人事全非。
他曾经令一代青年学子尊为思想启蒙的导师，奉为向旧营垒冲锋陷阵的旗帜；他曾经博得万人景仰，拥有煊赫的声名；他曾参与并且领导一场改变历史、改变民族命运的搏斗，创立一个新兴的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政党，担任它的最高领导人，在急剧变幻的斗争风云中起伏沉浮；他也曾受到创伤，在一片谴责声中离开政治舞台的中心，又被敌人投入监狱，最后幽居边远小城，穷愁潦倒，病骨支离，终于郁郁以终。
一个大起大落的奇特经历。
一部充满悲剧意味的人生书册。
而今，那些开天辟地的宏图，纵横捭阖的雄文，语惊四座的辩才，那些叱咤风云、出生入死的经历，一切都随江上吹来的西风逝去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可以作证，也应该作证：他那雄奇的一生都是在这条民族的母亲河畔度过的。
江水曾看见年青的陈独秀从安庆登船沿江东下，怀着拯世济民的壮志，去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在暗夜沉沉的神州大地上发出雄鸡的鸣声，呼唤新世纪的曙光。他最早地为被几千年封建意识、封建礼教的枷锁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民族呼吸“德先生”（Domoo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的到来。他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去北京大学主持文科教学，同李大钊等一批先行者推动伟大的“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纪元。“五四”运动的影响和威力，它留给后代人的思考、憬语、追求、探索，一直贯穿整整20世纪，而且一定还将延续到下一个世纪。
我想抄录两段两位共产党领袖对那位第一位总书记满怀敬意的评价。
一位是瞿秋白。他在1927年2月离开上海去武汉前，为自己的文集写了一篇自序。其中谈：
“中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已经很久，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的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只有陈独秀同志在革命的实践方面，密切地与群众社会运动相联结。秋白等追随其后，得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
……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废。”（《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出版）
瞿秋白作此文时，陈独秀正在上海同周恩来等策划和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还在主要领导岗位上。在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和并且背上许多罪名之后十几年，另一位领袖毛泽东又说了一段话。
“他（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他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期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这才成立了党。”（1945年4月21日：《七大工作方针》，《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在此几年以前，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谈起自己年青时代同陈独秀的接触，就一再明白地说过：
“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论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西行漫记》）
我自己是个幼稚的后辈。“五四”时期还没有出生，知道陈独秀的名字时他已是毁誉集于一身了。读到《新青年》上许多论著特别是他为《新青年》“罪案”的答辩书，更是在多年以后。豪气如虹、慷慨激昂，不能不使人热血沸腾、拍案心析：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出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头断流血，都不推辞。”（1919年1月15日，原载《新青年》）
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誓言，震响了80年。直到今天，依然使人神情振奋。正是为了服膺和拥护“这两位先生”，他矢志不懈地唤起民众，缔造中国共产党，为之终生奋斗。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20年代风云变幻的中国政局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登上历史舞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自然是荣辱与共，休戚相关。有杰出的贡献，也有不可推卸的失误。何况共产党那时才只有6岁，在漫长的道路上刚刚起步，如果说上帝允许青年人犯错误，能苛求于一个乳臭未干的幼儿吗？
然而，他的后半生，一直背负着沉重的镣铐，承担着有些确实应该由他承担、有些则不应该由他承担至少不应该全部由他承担的罪责，他辞去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不久，就被开除出党。1932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囚居南京狱中，直到1937年“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10天后出狱，最后蛰居长江上游的小城江津五年。
铁窗中一灯如豆，但他安之若素，潜心著述。他拒绝一些好心的朋友劝他写自传的建议，却埋头研究文字学，撰写了《实阉字说》、《干支是字毋说》等一系列论文同时作《小学识字课本》。想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纠正前人研究“小学”中的谬误和不足，建立科学的中国文字学的体系。可惜的是直到他在贫病交加中病逝，这部极有价值的文字学专著也未及竣稿。狱中五年，他还写了大量感时讽世、抒怀述志的诗，成为他一生诗作的又一辉煌的巅峰时期。完成于1934年由56首绝句构成的大型组诗《金粉泪》，对南京城里蒋家王朝种种媚日卖国、残害黎民、尔虞我诈、贪赃枉法的倒行逆施，作了多方面辛辣而鲜明的勾画。最后一首云：“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照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表明了身在缧绁失去自由的诗人，依然怀着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和对人民大众命运的关怀。他生命的最后10年间，拒绝国民党政府的威胁利诱，宁愿丧失自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决不出卖自己的灵魂，既未曾当叛徒，更未曾沦为汉奸。他仍然是一位忠贞的爱国者和革命家。
晚年在江津曾有赠友人诗云：
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情未移。
可以想见，那几年春朝秋夕，一位须发渐斑的老者独步江边，看江水滔滔东去不舍昼夜，也会想起几千里外吴头楚尾间的家乡，想起少年时代读诗书、写文章的清狂往事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然而，若是回首生平，引起他心潮起伏的，未必只是安庆故土吧？他更多的思绪会随江水去到武汉，去到南京，去到上海、去到万里波涛的大海吗？无人知晓。“且喜疏狂性未移”，铮铮铁骨，坦坦襟怀，恐怕是至死也不会改变的。正像他那个时期赠画师刘海粟的一副对联：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水流千转归大海。我在那次萧瑟秋风中怅望墓园，已是13年前的事。在经历了几十年土掩尘封之后，这些年来，事情毕竟悄悄地出现一些变化，我们终于陆续可以读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的说法，出现一些与陈陈相因迥异的评价。
比如说，90年代初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对“托派”的注释中，就废弃了过去所援引斯大林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逝帮”的说法，改为：“中国托派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胜利，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就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口号为中心的合法运动。”（第168页）对抗日战争，也改变过去认为托派“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的工具”的罪名，而说：“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执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系的错误论断的造成的。”（第516页）这样一改变，就表明是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有歧异，或许可以说，只是在反对国民党政府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大方向下，革命阵营内部的一个小派别、一群持不同政见者，戴不上反革命帽子的。
回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将自己作为“国际”的一个支部推行本国革命运动、而且事无巨细都要听命万里以外的某些人发号施令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似乎只有两位始终对此持怀疑以至反对态度，认为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不能也不应该完全听命于并不了解中国实情的“国际”和他们派遣来的代表，并由此导致“国际”对他们的不信任和愤怒。这两位中共领袖，先是陈独秀，后是毛泽东。不过，两人的命运却有天渊之别了。
大江流日夜。它从雪域高原走来，穿过千山万涧，奔腾呼啸，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中国共产党80年的悠长岁月中，剧烈艰巨的斗争风云中，出现过无数浴血牺牲、前仆后继的先进人物，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革命先烈和英勇搏斗、献出青春和生命的战士，出现过意志衰退、动摇蜕变的懦夫，也出现过出卖灵魂、投敌求荣也终于没有好下场的叛徒。此外，还有不少一些谜一般的人物，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若明若暗。在人们的心头留下许多疑团。
然而，历史是不会永远不明不白，迷雾总有廓清的时候。
不久前，读到萧克老将军为《陈独秀诗集》写的序，那是一篇足以振聋发聩的文章。老将军摘引了他本人1981年在中共成立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几段发言：“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纪录片《先驱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在创党的镜头中，一出现就是李大钊。然而，‘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创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接着，老将军列举了研究陈独秀不能回避的一系列重要方面：“对陈独秀的研究，我认为不能仅限于他在党内及其以前的时期，而且应包括托陈取消派时期。中国的托陈取消派和外国的托派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纲领如何？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如何？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对帝国主义尤其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如何？在国民党监牢里的态度如何？出狱到去世时的政治态度如何？都在研究之列。”
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冷静地评价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实事求是地剖析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去伪存真，去芜存菁，严正而坚决地洗刷掉那些强加给他的污垢。比如唐宝林先生提出：“1915年至1927年这个历史时期，陈独秀不仅是启蒙运动的领袖，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中共创始人，中共中央第一届至第五届的最高领导人。”对这一段历史的推动作用，同时代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与之相比。若以一个人代表一个时代，那么，1915年《新青年》创办前是孙中山时代，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是毛泽东时代，1915年至1927年是陈独秀时代。”（《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7期）严秀先生则认为：“陈独秀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稀有伟人，也是3000年来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伟人之一。……他是全国各民族历史上高举反对封建主义的纲纪伦常、人生哲学之旗的第一个最彻底的革命思想家，是最早而又最坚决的要求彻底改变我们民族不幸的、落后的命运，改造我们民族灵魂的伟大的战斗的思想家。”（《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5月8日）他们这些具有真知灼见的高见，我很佩服。但是我学识浅陋，领会不深，讲不出更多道理。
我期待读到真正符合实际、符合陈独秀本来面目的传记，一直空空地等待着。前些年听说王观泉先生写了一本《被捆绑的普罗米修斯》，虽没有看到书，但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撰写和出版陈独秀的传记了，这不啻空谷足音，使人欣喜。书名匠心独运，形象地表明一个伟大的也是苦难的盗火者的命运。最后又从报上看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任建树先生近作《陈独秀大传》出版的消息。报上介绍：其中使用大量新的史科。如第六章的“反对国际联络委员会、反对警告鲍罗廷”，使用了最新、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这是以前未曾使用过的档案资料，还使用了102封陈独秀亲笔信的资料，当然可读性、可信性就强了。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历史无情也有情。它终究会冲涤尽一切不应该存在的污泥杂草，还每一个人物以本来面目。是非黑白，忠奸正邪，是什么样就该是什么样。盖棺也未必能定论。被认为已经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若是钉错了，也必定会重新取下来。
前不久，从中国近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出版的《陈独秀研究动态》上获悉：安庆市已决定更新修葺陈独秀墓地。这真是一条好消息，遥望皖江，不禁雀跃。我盼望它早日修好，可以让后人多一个凭吊缅怀的场所，也让诞生已120年、逝世也已57年的陈独秀有个灵魂安憩的地方。若是还有些杞人忧天的顾虑，就是希望它不要修成金碧辉煌的殿，也不要搞成红红绿绿的风景点。对他来说，真正的丰碑不在安庆长江畔，而是在千秋青史中，在亿万人心头，多少云雾烟雨都掩盖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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