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使亿万电影观众悲喜交集的著名喜剧演员查利·卓别麟1977年12月25日破晓之前溘然长逝于瑞士，享年88岁。噩耗传来，我们全家都感到十分沉痛，因为父亲梅兰芳生前和他相交甚笃，时常向我们谈起他那卓越的表演艺术，他就像我们家里的一个老相识似的。母亲嘱我拟一唁电，但因不知详细地址，未能发出，颇感遗憾。于是，我便情不自禁地写下拙文，追忆这两位同为贫寒出身、奋发学艺而闻名世界的艺术家的友谊，以表达自己对这两位长辈的怀念，借此也可代表卓氏的一个中国朋友的演员家庭向他表示深切的悼念，向他的夫人和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一
1930年5月里的一天，父亲抵达洛杉矶的当晚，应剧场经理的邀请出席一次酒会，那里聚集着许多文艺界人士。父亲一到场便受到热烈的欢迎，刚刚坐下，迎面走过来一位神采奕奕的壮年人。父亲觉得似曾相识，正在思索之中，经理站起来介绍道，“这位是卓别麟先生。”
卓别麟一边和我父亲紧紧握手，一边说道，“我早就听到过你的名字，今日可算幸会。啊，你原来这么年轻就享有这样大名，真可算世界上第一个可羡慕的人啦！”
当时，父亲36岁，卓别麟也不过41岁；但两人通过艰苦的艺术实践，都已经在表演上达到了不平凡的水平。
那年年初，父亲率领梅剧团抵达美国，先后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和檀香山六个城市访问演出，历时半年之久，共演出72天戏。前三站都获得很大的成功，轰动了美国艺坛。第四站来到洛杉矶这个电影名城，更受到美国电影和艺术界的热烈欢迎；在以约翰·波特市长为首的60多名洛杉矶知名人士所组成的欢迎和赞助委员会名单上，就有著名影星卓别麟、范朋克和玛丽·璧克福以及名导演西席迪米尔等人的大名。
50年代末，父亲回忆当时的会见时说，他在国内看过卓别麟独创的流浪汉喜剧影片，印象里他是个矮个子，身穿一件破旧的短礼服和肥腿裤子，反穿着八字脚大皮鞋，头戴一顶小号圆顶呢帽，手拿一根竹手杖，再加一撮小胡子，完全是一副使人忍俊不禁的幽默而滑稽的样儿，可是见到的卓氏本人却原来是一位风度翩翩、态度严肃而和蔼的英国绅士。父亲向卓别麟表达了自己对他的艺术的喜爱，称赞他在无声电影里完全依靠手势和面部表情，细腻地体现内心的活动来表达剧情，而且让观众都能看得懂，确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哑剧艺术。卓氏对于父亲很能了解和欣赏他的表演，感到高兴，因为那时他正受到有声电影的冲击，无疑电影中出现对白会在一定程度上使表演艺术水平下降，尤其是给他的哑剧动作造成困难。卓氏告诉我父亲，他早年也是舞台演员，后来才投身电影界的，并征询京剧艺术中丑角的表演技术。父亲答道，中国京戏里丑角也是很重要的，艺术也是很高的，可惜这次带来的节目当中，这类角色不多，希望他今后有机会访问中国，必能看到京剧界许多丑角的精彩表演。又说自己的老前辈当中就有一位是名丑萧长华先生。两人好像久已相识的知己，就艺术表演问题攀谈良久，十分融洽，最后还合影留念。
当时美国电影正在经历一条从无声转为有声的崭新道路，出现了有说白，有表演，有时再插入一段歌唱或舞蹈的电影，这种趋势颇受观众的欢迎，但如何组织得更加巧妙却仍在探索之中。也就在这一时刻，父亲访美带去了中国古典京剧，许多电影导演和演员从洛杉矶赶到纽约和旧金山去观看，发现京戏中的唱做念打安排得既巧妙又高超，于是竞相转告有声电影的趋势颇有许多地方与京戏相似，因此父亲来到洛杉矶，受到电影界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便不足为奇了。有的演员起先对这种议论不大相信，看过之后方信传之不谬。
好莱坞电影界为我父亲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父亲记得那天其他电影界人士均穿礼服，早已到会，卓别麟先生是最后一个匆匆赶来的，穿着便服，没系领带，但十分潇洒。他一到场，就引起大家的注意，相互悄悄传告，“卓别麟来了！”不少演员还站起来，对他表示尊敬，充分表明他当时在电影界的威望已经相当高了。卓氏对我父亲说他正在拍摄《城市之光》，刚从摄影棚抽身赶来，没来得及回家换装，连连道歉。那次会上，不少演员感谢我父亲把具有优秀传统的中国古典戏剧介绍给美国人民，使他们得到极大的艺术享受，而且对美国电影界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们觉得从中得到了不少启发，认为中国京剧表演艺术是他们“宝贵的参考品”。
父亲后来访问了好莱坞，范朋克和玛丽·璧克福坚持邀请他住在他们夫妇的别墅里。许多电影公司也争相邀请他把他的几出戏就地拍成电影，父亲因有约在先，还需去檀香山演出，感谢他们的盛情，婉言谢绝了。不过，他在纽约演出时曾允许派拉蒙公司驻纽约代表在他演完戏之后就在剧场里随便拍了一段新闻片，因条件没有摄影棚那样优越，照得并不太理想，但是今天看来也是相当珍贵的资料了。父亲当时参观了卓别麟、范朋克和玛丽·璧克福合办的联艺公司和其他诸如二十世纪、米高梅、华纳兄弟、派拉蒙、雷电华、哥伦比亚等14家电影公司。在参观时，父亲再次见到卓氏，他竭诚招待，并介绍了拍摄电影的情况，两人又照了一张像片，一个穿着中式服装，一个穿着笔挺的西服，面带微笑，手握着手。两位艺人当时正当壮年，各自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独树一帜，彼此仰慕，彼此勉励，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今天事隔49年，重看这幅照片倍感两位艺术家之间的友谊亲切而诚挚。
父亲访美归来后，在30年代中期看到珍妮·麦克唐纳、纳尔逊·埃迪等影星演的那类载歌载舞的电影，觉得其中时而道白、时而引吭高歌一曲，穿插别致，颇有些地方似京剧的组织安排。当然，父亲访美后，中国京剧的组织法是否真正给予当时美国某些电影一些影响，这要由美国电影史学家根据当时报刊的评论资料，自己来研究下判断了，我在这里不敢遑论。不过，看过随同我父亲一齐访美的齐如山先生1933年所写的《梅兰芳游美记》和父亲那部《我的电影生活》以后，不免使人觉得这种影响又确乎是有那么一点的。
二
1936年3月，卓别麟和宝莲高黛拍完《摩登时代》后结婚，蜜月旅行访问亚洲，路经横滨、上海、香港、新加坡、爪哇和巴厘等地。船抵上海停泊两天，卓别麟和我父亲在上海文艺界招待他的宴会上再次会晤。他感慨地说六年前两人初次会面时头发都是黑的，而今他的头发已经斑白了，这真是太不公平了。父亲说：“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两人又合影留念。
卓别麟提出要再看看京戏的愿望，可惜当晚父亲没有演出，就建议他去观赏马连良先生在新光大戏院的演出。最近我在北京市文联大会上遇见马连良夫人，征询了此事。马伯母回忆道，那天上演的剧目是《法门寺》，卓别麟夫妇到场时受到观众热烈鼓掌欢迎，他也频频招手致意。卓氏一边细听马先生的大段唱腔，一边在膝头试打节拍，并说，“中西音乐歌唱，虽然各有风格，但我始终相信，把各种情绪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却是一样的。”演出后，卓氏夫妇登上舞台和扮演知县的马连良合影多幅照片。卓别麟还对剧中的丑角贾桂的表演很感兴趣，自己也想扮个贾桂，再和马先生合照一张，但因他次日清晨就要乘原轮离沪，时间不容许他化装打扮，未能如愿。马伯母说，“这真遗憾。如果照了，那该多好啊！不过其他几张照片，我们都还珍藏着，其中还有一张两人面对面拱手作揖的呐。”也就在那天晚上，父亲还陪卓氏先去观看了同台上演的一场连环本戏。卓氏对京戏的爱好，可说是真够浓厚的。
据卓别麟之子回忆说，他父亲那次亚洲旅行回到美国后，挚友范朋克在家中设宴欢迎他归来，他整夜都用中国话同范家的华裔仆人交谈，惊动四座，大家都对卓氏的语言天才赞佩不已，一时传为美谈。
三
转瞬四年又过去了。
卓别麟在1940年完成了那部反对德意法西斯主义的著名电影《大独裁者》，父亲那时已经移居香港。当地的利舞台经理想获得该片的首演权，知道我父亲和卓别麟相识，便再三请他致电代为征询。父亲因曾在该剧院演过戏，友情难却，便答应一试，并在电文末尾提到自己不久前曾在该剧院演出过。卓别麟很快就复电同意，据亲友后来的分析，一来因为两人的友谊关系，二来因为电文中那末一句话多半起了很大的作用，卓氏相信我父亲能在该处演戏必定是个很好的剧场，所以欣然同意。当时，美国电影在香港通常都在皇后和娱乐两家影院首演，唯独《大独裁者》竟在中国人办的一家主要上演粤剧和京剧的剧场首演，确实是个罕见的例子。
我还记得1941年秋，利舞台为了感谢父亲的协助，特地在星期日上午安排了一场专门招待他，父亲带我和葆琛兄去了，当时我们兄弟俩都在九龙青山岭南大学附中念书。父亲看后极为赞赏，后来还一连看了七次，嘴里常常谈论它。我想这主要是因为父亲当时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痛恨，他本人见到日本军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屠杀祖国人民，义愤填膺，毅然退出舞台，不与敌伪合作；《大独裁者》对于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的法西斯分子无情的讽刺和狠狠的鞭挞，正合父亲的心意，老朋友的杰作替他消愁解恨。他常常对卓别麟那种大无畏的精神表示羡佩，逢友便问，“看过《大独裁者》没有？快去看看。”甚至对于我当时只是个13岁的小孩也问，“你喜欢其中哪一场？”
我说，“耍气球那场戏挺好玩。”
父亲问，“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吗？”
我答不上来。父亲便解释道，“那是讽刺希特勒的疯狂野心啊。他妄想统治全球，肆意玩弄那个地球仪，用脚蹬，用头顶，得意忘形，不可一世，最后地球仪啪的一声破了，他的美梦也会跟那个气球一样破灭的。”父亲接着还给我解释了理发室里那场戏的涵义，两个独裁者各自为了要比对方高出一头，扭动座椅的转轮使其升高，最后几乎达到天花板那里，座椅哗啦一下子垮下来，把两人摔个大马趴，意思也是讽刺那两个狂妄的家伙早晚会垮台的。父亲还解释了其他几场表演，可惜我现在都不大记得了。总之，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当时对于这部电影的政治涵义是相当敏感、深刻领会的。
对于卓别麟在这部电影里的纯熟演技，父亲也是很折服的。他举出卓氏舞弄地球仪时纵身一跃，跳上桌子，身轻如燕，矫健灵活，另一场用双手抓住窗帘，几下子就干净利落地爬到半空中，这都跟他的扎实的幼功很有关联，一般人是不容易做到的。另一场戏中，卓氏扮演理发师，按照所配的古典音乐节拍，一招一式地给人理发刮胡子，乐毕，理发全过程也完毕，父亲说这真是一场绝妙的艺术表演，看得出是卓氏动了不少脑筋，反复推敲，精心设计出来的。
关于卓氏早期扮演的小流浪汉的形象，父亲也有过好评，常常提起他在《摩登时代》里扮演的那个小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厂里分工专拧螺丝扣，被折磨得从早到晚双手总在做那拧动的单一动作，出了工厂大门见到妇女身上的钮扣也误当螺丝扣，跑上前去不由自主地拧它一下，引人发笑。父亲理解卓氏在这里是深切同情工人苦难的遭遇的，认为他的表演意境较高，不同于那种单纯追求噱头而无多大意义的滑稽表演；他冷隽幽默，内心活动深藏不露，流露“一种富有诗意的、含蓄的像淡云遮月、柳藏鹦鹉那样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而且令人笑中有泪。在《大独裁者》中扮演酷似墨索里尼那个角色的贾克·奥凯就曾对卓别麟的儿子说过，“你父亲有一种本领，能使你喉中哽着泪珠，让你在笑中把它咳了出来。”
二次世战后，卓别麟由于战时曾呼吁开辟第二战场，冷战时期对美国政府驱逐作曲家汉斯·埃斯勒一事提出抗议等等原因，受到参议员麦卡锡所操纵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传讯，一些报刊也对他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卓氏乃于1952年在气愤之下离开了他居留40年的美国，返回故乡英国，后又定居在瑞士洛桑附近的韦威村。美国检察长当时曾宣布不再允许他入境，等于把他变相驱逐出境了。父亲当时听说此事，对于美国当局如此对待卓氏这样一位大艺术家，甚感惊讶，愤愤不平，时常打听他的处境，对他十分怀念，后来听说他还在继续编演电影而感到宽慰，但父亲没有能看到他后期的几部电影。
1954年，父亲听说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宴请卓别麟，并请他观看《梁山伯和祝英台》电影，甚感高兴，以为卓氏很可能重访中国。卓别麟当时看完《梁祝》，潸然泪下，夸赞它是部好片子，希望中国多拍这类电影，并对该片的优缺点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还对中国记者说，“你们有数千年的文化，希望你们能充分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你们的成就会吸引整个世界。”又说，“我到过中国，但那是腐败的中国，干罪恶勾当的人可以逍遥法外。现在的中国已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一切都在进步。你们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卓氏这一席对中国充满诚挚友好的谈话，我父亲当时是听到了的，心中对卓氏十分感激，我想广大的中国人民也会永远不忘的。
50年代末，父亲对一位从海外归来的朋友说，“我尤其盼望卓别麟先生再到中国来，看看我们的建设，顺便也看一下我新编的《穆桂英挂帅》比当年如何？”遗憾的是父亲在1961年病逝之前，两位朋友一直没有机会再欢聚一堂，重叙友情。
父亲和卓别麟都是三代艺人世家出身，少年的境遇也颇相似：年幼丧父，家境贫困。我父亲靠伯父抚养成人，卓别麟进过孤儿院和贫民习艺所；父亲6岁学戏，卓别麟5岁时因母亲嗓子突然嘶哑而登台代母奏艺。两人刻苦发奋学艺，勇于创新，精益求精，从而震惊艺坛，但他俩从来都不以为自己是什么天才。父亲说过“我是个笨拙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关于父亲青少年时代的勤学苦练，我在《忆父亲的艺术生活》一文中已有过记载，这里不再赘述。单说卓别麟先生，他常常为了拍好几个镜头而不停地工作数日，累得精疲力尽，有时没有卸装就回家往床上一躺，两个年幼的孩子不认得这位穿大皮鞋、戴小胡子的流浪汉是谁，卓别麟摘下一半小胡子，作个怪脸说，“是你们的爸爸呀！”“这就是作为一名演员的难处。表演中百分之九十九的成分是汗水，百分之一才是天才。”还对他们说，“人们称我为天才。我压根儿就没想做那样一位。我不过是按照我所见到的，我所感受的，把事物反映出来罢了。”
两位艺人成名之后，并未忘记苦难的过去。父亲一生从不骄傲自满，待人一向谦虚和蔼，在旧社会每逢赈灾义演时都是义不容辞地参加，同行或甚至一些陌不相识的人遇到困难，他都尽力解囊相助，这是京剧界许多内行人都知道的事实。卓别麟一生扮演过许多角色，大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低层的“小人物”，诸如补鞋匠、理发师、清道夫、士兵、小贩、杂技团的小丑、乞丐、失业者、孤儿等等，寄深切的同情予他们。他的化装室简陋不堪，范朋克曾建议他扩建得精致华丽些，他答道，“我如果有那样一间化装室，便刻划不出小流浪汉的形象来了。我需要的是一个跟他的身份相称的地方。”
他俩在幼时都没有读过几年书，十分珍惜光阴的宝贵，抓紧时间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知识水平。父亲除专心钻研京剧本行业务之外，还学习南方昆曲和其他地方剧种的长处，学习绘画，学习英语。卓别麟有空就读文艺和哲学著作，他喜爱阅读狄更斯、莫泊桑和马克·吐温的小说，从中吸取这些大作家对“小人物”的刻划的养料，以丰富自己的表演。他一生不爱出席无聊的宴会，宁愿呆在家里伏案读书写作，或是踱来踱去，反复思考他下一部电影的创作计划，卧室里的地毯让他走得都在中间磨出一道深深的足痕，他珍惜那条刻着他呕心沥血记录的旧地毯，一直坚持不让他的妻子给他换掉。小卓别麟说，“时间！爹爹总是把它看成好像是宝贵的珍珠。”
两位艺术家高贵的品质，勤奋的学习精神，是值得我们后辈向他们认真学习的。
如今，艺坛上的两颗巨星均已殒落，使人不胜惆怅，无限怀念。但是他们奋斗一生为世界人民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表演艺术遗产，他们所塑造的许多艺术形象令人难忘，这种不朽的功绩会永远记载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中，两位大师会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同样，两人的友谊，我想，也会为人们所乐意传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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