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杨绛，是她的背影：上穿一件短袖衫，撑着一把小阳伞，刚刚走进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科院前身）大院，往文学所的方向走去。只见她个儿中等，身材匀称，皮肤白皙，步履轻盈、端庄，是个名副其实的“窈窕淑女”。那是1964年夏天，我刚进外国文学所，当时该所正与文学所“分家”，杨绛归属外文所，所以后来就有许多机会见到她的音容笑貌。她那时约摸五十开外，没有一般知识女性常有的矜持，见人总是和颜悦色，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温文尔雅。这时杨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又是个“文弱书生”。
但很快，“文革”一来就改变了我这个印象。那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迫使一个个所谓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面对一张张大字报的满篇不实之词，人们只能咽下痛苦的泪水，敢怒而不敢言。但在学部大院内却发生一起例外：一张“揭发”“反动学术权威”钱钟书的大字报竟被另一位“资产阶级权威”提出质疑；她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那张大字报的一角，对大字报中的不实之词进行澄清。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上述的“弱女子”杨绛。不用问，她的“胆大包天”不可能不受到惩罚。她马上被揪到本单位大会议室，与其他“牛鬼蛇神”一起示众。他们一个个被勒令屈辱地低着头，出乎人们意外，偏偏杨绛拒绝服从，她满面怒容地昂着头！人们斥问她为什么如此顽固？她怒不可遏地跺着脚吼道：“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那形象真像一头愤怒的猛狮。杨绛的这一大无畏之举，使在座的“革命群众”中的许多年长和年轻的同事心中引起共鸣或灵魂震撼。从此我对她刮目相看，觉得在她的柔弱的外表之内，蕴含着刚直不阿的精神情操和对丈夫的真挚、深厚的爱。这是我与杨绛共事三十余年来，她给我留下的第一个最深刻的印象。
学部当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中宣部阎王殿分殿”，就是说它是个人人需要“脱胎换骨”的单位。在“走‘五七’道路”的飓风席卷而来时，它干脆利落地“一锅端”被端到了河南信阳下“五七”干校，连老弱病残者，甚至像俞平伯这样的耄耋之年的大学者也不能例外，干校学员原则上是自食其力的，所以盖房子、种庄稼、养猪、种菜，样样都干。当然有分工，我与杨绛等八九个人被编在“菜园班”。菜园是需要日夜看守的，所以连部（一个所为一连）为我们在菜地里盖了个简陋的“窝棚”，夜间由邹荻帆（即《干校六记》中的“小趋”）、张振辉和我三人合住，白天则由杨绛单独看守。杨绛是个勤奋的学者，岂肯让时间白白流失？于是她就利用这个机会看书和写东西，写她每天的见闻和内心感受。其中相当部分是书信，它们的主要接受者是她最亲密的伴侣钱钟书先生。钱老当时是文学所“连队”的通讯员，每天往返于该连队与公社邮电所之间：送信和取信。他每天所经过的这条路与我们的窝棚的最近距离不过百十来步，所以他每天都要顺便来窝棚看看妻子，彼此谈谈心。这时候杨先生便把一天来写的信或稿子交给钱先生，以进行更深层的情感交流，真是“相濡以沫”。这一动人的情景持续了整整一年，直到1971年7月我们奉命迁到另一个“校”址为止。从“文革”初期为捍卫钱先生的人格尊严而挺身而出，到干校七百多个日日夜夜的低声倾诉，充分表现了杨绛的崇高气节和对爱的执著。她与钱先生一生共度的可谓真正的银婚、金婚、钻石婚，堪称当今美好婚姻的楷模。
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清查“5.16”运动，学部被林彪、江青之流宣布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本营”，学部的人就是奉命带着这个任务下干校的，逼供信、批斗会…弄得鸡飞狗叫，不少年轻人不堪迫害，含冤自尽。因此而死的人（包括被打死的人），学部有22人之多。其中一个就埋在我们一块菜地的旁边。一天劳动休息时，大家正在地头聊天，忽然，只见杨先生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个土堆，然后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坟头光秃秃的，什么覆盖的东西也没有，死者该多冷啊……”大家不禁愕然，对杨先生的这句话惊诧莫名，因为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天。后来，直到学部“一锅端”回北京才知道，杨先生在北师大教书的女婿，她的惟一的一个爱女的丈夫当时也在清查“5.16”运动中被迫害致死了！那一句话无疑是她触景伤情的流露。但在干校整整两年过程中，她始终与大家有说有笑，一点也看不出是个精神上正遭受巨大打击、隐忍着巨大悲痛的人，（无怪乎她跟钱先生有那么多写不完的信，这无疑是一种减轻内心隐痛的途径啊）。由于她的平易近人，我们都喜欢称呼她“杨老太”（其实那时她才不过五十八九）。有一次我们跟她开玩笑：要她请大家吃西瓜。杨先生则笑嘻嘻地、却颇为俏皮地说：“说心里话，我倒是很愿意请大家吃的呀，只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说我拉拢群众，……”听她这话，心里不禁涌起一阵酸楚，觉得像她这样年龄的人，毕竟比我们要多一重精神负担。但她想与群众相融合的表示，确是她的心里话。记得有一次她在全所大会上说：“……这次下来的主要收获是使我有机会跟群众打成一片。”
杨先生曾是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的高材生，主修英国文学，也搞创作。“那时我们可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完饭就回宿舍看书。”难怪，她的学问有那么扎实的功底：不仅精通英文，掌握法文，而且汉语也很过硬。所以阅读她的译文，流利酣畅，很少翻译的斧凿。在劳动休息的神聊中，我们才得知她这方面的个中奥秘：“我翻译的时候，很少逐字逐句地翻，一般都要将几个甚至整段原文句子拆散，然后根据原文的精神，按照汉语的习惯重新加以组织。”这样的译法当然要费时费力多了。所以杨先生说：“我翻译很慢，平均每天也不过五百字左右。”她的这种严谨治学态度不禁让我们这些后生肃然起敬。
提起杨先生的翻译，她还有一个美谈：她的《堂吉诃德》翻译工程。尽管在这之前，即1959年，她的翻译成果已相当可观，但她远未满足，还决心博取一项新的、更大的阶段性成就。为此她选中了西班牙伟大作家塞凡提斯的这部代表作。这部杨先生极为喜爱的世界名著当时一直还没有直接从西班牙原文翻译的译本。为了攻下这一堡垒，年过半百的杨绛决心重新锻造武器：再学一门新的语言——西班牙语。经过近二十年心血的付出，一部七十万字的汉译本《堂吉诃德》终于于1978年以崭新的面貌问世了，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一个空白，立即受到西班牙国的高度评价，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亲自向译者颁奖。这是我国文学翻译界少有的殊荣，译者当之无愧。
《干校六记》出版后。立即引起读书界的热烈反响。这本小书使我产生的惊讶不亚于作者当年在上面提及的那次批斗会上的表现。它在好几个方面与相关情景形成巨大的反差。学部干校作为清查“5.16”的“大本营”，充满“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作为这场运动直接受害者的亲属，她内心承受着多么大的隐痛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出现在《六记》里的学部干校却是个和平宁静的田园，作者没有任何对荒谬的激动，没有半句对邪恶的抗议，这与当年批斗会上的杨绛判若两人。这是一种美学追求——不让政治掺和艺术，还是一种艺术手法——以异常的“静”反衬出巨大的“动”？抑或是一种真的超脱和宽容？不管如何，她的亲密伴侣钱先生对此“不无异议”，他在为《六记》写的序言里不得不把那场人为的“阶级斗争”指了出来，并加以严正的谴责，从而把林彪、“四人帮”制造的这一特大政治冤案第一次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然而，杨先生给我最强烈的印象还是近几年，即钱先生最后住院以来。钱先生的最后住院意味着这一对贤达而恩爱的伉俪终于要分手了！这对于年迈的杨先生来说无疑是极为凄楚的事情。不过这毕竟是自然法则所使然，杨先生自然是有所精神准备的。万万没有想到，这其间又遭受一个意外的更大的打击：她和钱先生惟一的后代、刚满花甲的钱瑗教授患了不治之症！这不啻是雪上加霜！杨先生一生中对丈夫无事不吐露，惟独这件事不能不向他隐瞒。但钱瑗是钱先生的掌上明珠，他怎么能几天、几周之久看不到自己的爱女？在被催问得实在无奈时，杨先生只得说：女儿住院了，……但绝不能泄露“血癌”二字。向来思想敏锐、此时仍然神志清楚的钱先生不久察觉到事情不妙了，他“命令”妻子：把女儿接回家，让她来看我——不，让我看看她！每逢这样的窘境，杨先生总是让泪水往肚子里流，脸上却丝毫不能流露阴沉的面容，相反，还要赔着笑容，继续对丈夫重复那句瞒他的话：“等她再好一点，她就会来看你的。……”后来钱先生越来越明白：妻子有事在瞒着他，因此再见到她时，他把眼睛闭上，一句话不说：他生气了。这位感情丰富的女子，此时其内心风暴之猛烈，别人是难以想像的。尤其在钱瑗去世时，我们真担心，一个人如何能经受得了这样的打击！惟恐她身体会顶不住，甚至精神会搞垮。然而，直到钱先生去世和去世以后，她依然健康地、顽强地与命运搏击着，仿佛他丈夫的、女儿的以及自己的智慧和情操统统凝聚成一种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任何命运的袭击都不能把她击倒！这发生在一个“文弱书生”的女子身上，真是一个奇迹。
杨绛，不愧是伟大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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