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元史界和北方民族史界的同行们曾筹划为南京大学教授、我国元史研究会会长韩儒林先生纪念八十寿辰，出版一本元史蒙古史论文集。但工作正在进行之中，韩先生却溘然辞世，旨在庆贺的论文集变成了追悼论文集。
今年，我们又筹备为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八十周年、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编辑一本论文集；可是历史又重演了——翁先生竟也在酷暑之际，不留一言，突然弃我们而去，使我们又只能出版一本追悼论文集了！
至少我感到，大树倒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时代，一个失去长者的时代已经在悄悄地开始。在长者逝去以后，我不愿让自己的文字因规循俗而乖巧、而奉承；也不愿在恩师故世之际嗫嗫嚅嚅作孝子态，我宁愿继续在先生的灵前照旧童言无忌，以求获得我受业于他的最后一课。
翁先生是一位学者，但他作为学者的一生也许是悲剧。我认识的翁先生是一位老人；他作为一位老人却拥有着无愧的暮年。
翁先生个人的著述很少。除了他在哈佛留学期间用英文发表的《元史〈爱薛传〉研究》（一本研究元代中国与欧洲关系的著作）之外，论文很少。其中最重要的《元典章译语集释》（燕京学报三十，1946），仅作了几个词条，显然是一件未完之作。翁先生的论文几乎都发表于40年代末期，那以后，先是繁重的教育工作，再是繁重的学术组织工作——吞没了他的精力和健康，也吞没了他作为一位学者应有的著作。
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八年间，我总感到：他似乎下定决定不再著述。
从1978年我考上他的研究生以来，我和同学们不知多少次表示愿做助手，愿为先生留下一本传世之作竭尽全力。但他总是微微地摇摇头，默默地吸着他著名的烟斗。他那神态使我内心感到一种震惊，我觉得他似乎看透了一切：包括我们的热心，包括学术著作本身。
我觉得他的那种神态平衡着我的年轻好胜的冲动。但我毕竟是我；1983年我在日本东洋文库进行中北亚历史研究时，我曾向一些极著名的日本教授谈到翁先生是我的导师。但他们的问话使我终生难忘。他们说：“哦，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您的老师，他有什么著作？”
我觉得自尊心受了重重的伤害。著作，著作就是一切！我简直是在咬牙切齿地这样想着、写着。
但翁先生仍默默地噙着他的大烟斗。在他那残破而昏暗的室内，时间在无言中流逝。黯淡的光线映着他的脸，我觉得那脸上现出了一种坚毅。
惜墨真的胜于惜金。
先生不著作。
然而，在他殚精竭虑的领导下，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已经饮誉海内外。伊儿汗——波斯史料《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的汉译本已在我国出版。内蒙古学者对元代另一巨著《元典章》元刊本的点校已经开始。基本史料整理，骨干队伍建设，都已初现规模。翁先生一贯坚持的思想已经在我国蒙元史研究界日益清晰地成为现实。但上述这些本不该由我来写；我知道在这些学业大计的背后，有多少学者在感怀着他们与翁先生之间的故事。那些故事使人们在漫长而枯寂的劳累中，体会到了一种纯净和崇高。
翁先生家门大开，不拒三教九流之客。
我曾经陪着翁先生和外国学者谈话。他握着烟斗，用英语和他们慢声闲谈，但只要听到书名和论文的题目，他马上打断谈话，当场要求把那名字写在纸上，然后仔细问清内容。这时他的小外孙女领着一个同学进来了，她们大概刚上初中，做不出一道英文作业题。翁先生抽出他数不清的辞典中的一本，他给那两个小孩讲解时的神情和主持学术会议完全一样。小姑娘走了，我看见翁先生脸上有一丝快意，也看见外宾脸上浮着惊讶的神色。
翁先生晚年慎于署名著述的态度近于神秘。
无论是我们同学，或是学术界一些同志，往往在自己的论文末尾注明“在翁独健先生指导下”之类的话。这并非恭维，因为翁先生确实细致地关心着他知道的每篇文章，但翁先生一视同仁，一律提笔划掉那句话——他划掉那句话时的那神态简直使人无法理解。
但是，在告别遗体时，当我看到数不尽的学者、青年、前地下党员、工人都在恸哭，为一位哈佛大学博士、燕京大学代理校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主席失声恸哭时，我突然想：
——作品真的就是一切么？
也许，有的青年在他人生途中需要一位导师。常常是，有幸遭逢的一席话甚至一句话就能推动人生的一次飞跃，“导师”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在翁先生面前肆无忌惮。我激烈地咒天怨地。我发泄地攻击批评。我发现了一条新史料欣喜若狂絮絮不休。我写作时需要去找翁先生说个痛快才能继续。翁先生总是端着他的大烟斗，心平气和地听着，即使插上几句也全是商量口吻。我特别兴奋的一次是在《文史》上发表了关于天山硇砂的文章之后，那次我对先生说，不管怎样我总算搞出了一篇肯定是正确的文章，因为我利用的不只是史料而且利用了地质资料馆的“物证”，翁先生听着，不加评价，表情也很淡然，但是后来，我胡扯中说了一句：
“日本有个古代雅利安博物馆——”
翁先生问：“什么？”
我愚蠢地又说：“古代‘窝、利、安、特’博物馆。古代雅利安——”
翁先生怀疑地望望我。他指指书架说：“那本字典。”
翁先生用他那本我也有的《日语外来语辞典》查了我那个“窝利安特雅利安”——
Orient，东方。
我挨了整整一个小时训斥。翁先生在那一小时里的严厉、厌恶、忿忿不满的神情至今像是还在剥着我的皮肉。后来，有时我听见文学界一些朋友嘴里挂着“感觉”、“特棒”、“文化学”等等词儿时，我喜欢抬上一杠：
“哪儿棒啦？什么文化？我怎么不懂呀！”
这种抬杠源于那一小时，我已经感到这种抬杠（当然更多是默不做声的）使我收益非浅。
在学问上，我是翁先生的不肖之徒。记得1979年初，我终于没有瞒住，而让翁先生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以后，我使劲解释说，写着玩儿的，休息时写的，我不会耽误功课，而翁先生沉吟了一下，说道：
“你会成为个作家。”
他的口气中没有一丝不同意。我觉得他这个人没有一丝干涉学生、干涉别人的选择的习惯。他只是平静地发表了一下他对我观察的见解而已。
1985年年底，我鼓足勇气请求翁先生为我的小说集《北方的河》题写书名。我没有表白我鼓足勇气的原因；没有说一句我对这本集子的自负、珍惜和我盼望能和先生之间留下一点纪念的心情。
翁先生已经捉不牢手里的笔。在他那间永远昏暗的阴冷的屋里，我看见这白发苍苍、生命已届迟暮的老人颤抖着，用硬重的笔触为我写下了“北方的河”这四个年轻的字。
他看不到这本书了。
翁先生在暮年下定决心不著述，这于我是一个深奥的谜。我因为不能悟透这个谜，所以总觉得作品重于一切。但有时我又觉得这里的矛盾并不存在，我们师生其实是在完成着同一个过程，更古怪的是，我虽然年龄尚小却禁不住地总在思想暮年，也许是先生的暮年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是的，生命易老，人终有暮，更重要的应该是暮年的无愧。学术会被后代刷新，著作会被历史淹没，不是所有学者教授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也不是所有白纸黑字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的。这是一种现世思想呢？还是一种来世思想？——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能有一个像翁先生那样的暮年，是件很难的事，也是件辉煌的事。
在听到翁独健先生逝世噩耗的那一夜，我觉得我该做点功课纪念自己的导师。我打算写一篇严谨扎实的蒙古史论文；但写成的却又是一篇小说。我写了我国蒙古族牧人活动的最西极边境——伊犁的一个名叫波马的地方的日落景象，然后填上了一个题目：《辉煌的波马》。
我相信，先生是会原谅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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