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这是法国启蒙思想代表人物伏尔泰的名言。在17世纪前后的欧洲，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流行着“中国趣味”，而且许多启蒙思想家凭着耶稣会士所翻译的零星的中国经典作品和一些游记，将孔子的学说，或是作为唯物论和无神论，或是作为观念论和辩证法加以接受和推崇，从而对欧洲启蒙运动起到了重要影响。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思想界对于中国思想的解读，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的学术事件，如果我们参考赛义德的“理论旅行”的思考向度，则会有许多新的意味。
赛义德的“理论旅行”建立在这样一个设问基础上，“假设一种理论或一个观念作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而出现了，当它在不同的环境里和新的理由之下被重新使用时，以至在更为不同的环境中被再次使用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由此他提出一种思想观念、学说在流传和迁移过程中所必然会出现的强调、意义转化或者改造。
其实对于理论旅行最好的注脚可能要算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翻译佛经过程中所出现的“格义”现象，但是就中国思想在世界的传播而言，启蒙时期对于中国思想的解读则是最好的范本。当时中国经典的翻译的主要实施者是明末清初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他们把中国的经典、历史进行翻译，有的则用书信和论文的方式将考察所得整理成专书。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文献引起了欧洲学者的极大兴趣。
中国哲学和文化之让欧洲人感到兴趣完全是基于当时欧洲的社会历史背景，因为中国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恰好与欧洲当时的理性主义和反神学思想极为合拍，正如朱谦之先生所说:“在某些人眼里，‘中国’变成18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中国的孔子变成18世纪欧洲思想界的目标之一……而要之以异端的孔子作为他们对宗教主张哲学的护身牌，却是一致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流行歌曲所唱的便是“中国是一块可爱的地方，他一定会使你喜欢。”
朱先生草创于1936年的《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完全观照到理论旅行过程中所必然会发生的变异，因此他特别比较了中国思想在当时的英、德、法三国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比如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显然是以理想化的方式来描述中国和孔教的，所强调的是唯物论和无神论，也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方面，而德国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思想家则将孔子看成是辩证法论者、观念论者。在法国的马勒伯郎士看来中国哲学中的“理”是与基督教的“神”完全不同的，而在莱布尼茨眼里却是完全一样的。而英国人所见的更多是中国游记作品，中国思想的影响更多体现在重农学派的观念中，而中国皇帝做样子的耕作仪式也被他们美化成皇帝亲自参加耕作。而重农学派的魁奈反对孟德斯鸠以中国政治为专制政治的说法，认为中国本于道德和政治一致的制度架构是世界上最仁爱，最与自然法相合的理想政治。
因此，观念体系在迁移过程中会出现因接受者的不同需要而被过度诠释的现象，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呈现，可能是无意中凸现着跨文化交流中所必然会出现的“意义强化”或“意义流失”问题。
当下的中国，许多西方思想之传入都是有意无意与国内的政治和社会气候相关的，但这些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必然会出现根据中国的情况加以分析和改造的状况，比如这些年流行的对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讨论，哲学界内部对于“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问题的争议，所涉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忠实于原意和概念转移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完全移植外来学术体制的知识资源的国家来说，漫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必然会持续不断地对外来思想进行“格义”，这种现象本身是应该分析的文化现象而不能简单加以批评了之。
同时也涉及一个观念“输出”的问题，近年来中国文化界的许多知名人士比如季羡林、汤一介等有感于西化的单向文化输入，所以主张“东化”或“送去主义”。只是并非我们自我感觉良好的文化内容，就必然会被别的文化体所接受，进言之他们所想接受的必然是能借中国之酒来浇他们之块垒的内容，而这些并非是我们所能预知的。因此“送去”和“东化”未免会成为一厢情愿之举。
与同时代的许多中国文化学者不同，朱谦之先生并没有明确地体现出对于儒家的同情和敬意，因此他之所作，一般为“公允”之学术呈现之作。这一点使他不为许多有价值预设的研究者所关注，因为无法将之归入某一些思潮而加以讨论，这导致他的思想多少有一些被忽视。我个人觉得，《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一书断不应被忽视，个中理由，倒不仅是因为这是朱谦之先生最为上心的作品，也不是因为他以丰富的资料所梳理出的中国哲学西传的历程，而是文化的流传过程中所出现的变异。因为这对于我们理解文化交流中的“前见”、“误读”、“接受主体”等问题可以有更为深入的认识。这也表明，对于文化“原汁原味”的追求是一种理性的狂妄，文化在迁移过程中的误读本身是文化之魅力所在，文化或观念体系的力量有时候恰恰是在“无心插柳”的过程中发挥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