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出生在台湾台南府一个叫窥园的地方。但他三岁就随父迁回大陆，定居漳州。四岁入私塾，聪慧好学，号为“神童”。革命是那时的主题，儿时的许地山看见哥哥剪掉辫子很有趣，他也跟着剪掉自己的辫子，嘴里喊着“与清王朝决裂”。一副少年得志的样子。可转眼家道中落，他必须自谋生路了。他先是到石码眉麓小学当教员，教得不错，不久上调到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许地山教书的名声越来越大，１９１３年，年方２０的他竟然受聘到缅甸仰光一所华侨创办的中华学校。
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许地山在那里浸淫了两年，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两年是许地山后来文学创作的一座富矿。
１９１５年１２月，许地山回国，任职于漳州华英中学。１９１７年重回省立二师，还兼任了附小的校长。许地山的心思越来越大，漳州显然已经容不下他的志向。这年暑假，他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他的考分很高，按理可以读更好的大学，他选择燕京是因为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这时候，许地山已经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有意思的是，他到北京后，旋即又被另两样东西俘虏了：革命和文学。五四运动爆发，他经常和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等在一起，一边讨论时政，寻求真理，一边编辑北京青年会图书馆的《新社会旬刊》，昂首挺胸地走上文学道路。许地山对革命有一种本能的爱好，他作为学生代表，上街演讲，参与集会，忙得不亦乐乎。
五四运动是一次难得的人生洗礼，许地山宛如孩童般向往新的一切，向往万花筒一般不停花样翻新的未来。文学和宗教最终没有让许地山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但爱好革命和充满激情同样避免让他成名一名正宗教徒。激越和宁静，就是这样无比妥贴地安置在许地山的内心，好比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男女却结成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夫妻。这使得许地山的文学别有风致，更使得他的人格魅力备受景仰。他去世时，有人叹道：
“老年人失掉了快活的谈话伴侣，中年人失掉了热忱的同志，少年人失掉了开心的先生，孩子们失掉了淘气的老伯。”
但当时革命派的很多做法让许地山产生了疑问。他们认为革命应当是不择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鸡鸣狗盗、打砸抢烧都无不可。许地山纯净的眼睛里却容不得这样过于猥琐和残暴的革命，他说：“革命是为民族谋现在与将来的福利的伟大事业，不像泼一盆脏水那么简单……要择优越的、坚强的与合理的手段；不择手段的革命是作乱，不是造福。”因为这种观点，许地山被革命派的疏远。他也从革命的热闹中冷静下来，发现文学的水蜜桃正在秋天的枝头摇曳。
１９２２年８月，许地山和梁实秋、谢冰心等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深造，两年后成为文学硕士；再进入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人类学和民俗学。离开了革命，许地山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里，他对什么都感兴趣，只要是他不知道的学科领域，他都有探骊得珠的渴望。他如愿获得牛津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但他的硕士论文题目却是《法华经研究》。所有知识储备，渐渐开始向文学靠拢。正如沈从文所说，他能“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毫不牵强地糅合在一处”。
１９２７年，许地山学成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宗教学院任教，担任《燕京学报》编委。受母亲和舅舅的影响，他在宗教研究中对佛学更为投入，并表现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如终年茹素，偶尔吃荤，那是“随缘”；虽然留学西洋多年，可他从不穿西服，夏天是麻布长衫、白通帽，冬天是棉袍大褂、黑呢帽。就这样，他因为一年四季爱穿黄对襟棉大衫，留长发蓄山羊胡须、天天练习像钟鼎文一样的梵文，师生们称之为“三怪才子”；又因其不僧不俗、亦僧亦俗，同学们喊他做“许真人”。
其实，许地山的怪还有很多，比如吃窝窝头时不吃菜而蘸糖；嘴巴老是笑开着，从未见合拢过；能说一口流利的厦门话、广州话、北京话，还有德文、英文和梵文，他还能辨识金文、甲骨文；他知音律、善粤沤、弹琵琶，谈起三百来中国女装头头是道；他是园林设计和花卉培植高手，插花是他时不时露一手的绝活……
不得不讲一件更绝的事。好友郑振铎准备编写一本《中国俗文学史》，他知道被斯坦因盗劫到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写经卷子里，记录了不少民间作品，便写信嘱托正在英国留学的许地山，去大英博物馆弄些资料。令人气恼的是，对这些被掠夺去的东西，博物馆规定，只许阅读，禁止抄写摘录，更不能复印。怎么办？许地山只好动用最原始的方法，他把郑振铎所需要的内容一段段硬背下来，然后马上回到住处抄写寄往国内。后来，郑振铎有机会到英国，他也学着许地山的法子，默背，硬记，强抄；但发觉他无法做到像许地山那样博闻广记，便动员同在伦敦的老舍、朱光潜帮忙，轮流背诵默写。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把流失海外的珍贵文化遗产像盗火者一样又“盗”了回来。
许氏小说
１９２１年１月，许地山和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周作人等１２人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新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同年，许地山在该刊发表小说处女作《命命鸟》。这篇小说奠定了许地山一生小说创作的基调——传奇、迷人的许氏风格与特有的苦难情结，交缠在一块。
许地山最大的本事是把日常生活的苦难描写到极致，尤其是苦难对女性的青睐，在许地山的笔下，苦难就是一位追逐美妙女子的街头混混或风流恶少。命命鸟出自佛经故事，大约是传说中的一种鸟，因一身两头，一荣俱荣，一死俱死，又称为共命鸟。杜甫游岳麓山道林寺的时候写过一句诗：“莲花交响共命鸟，金膀双回三足乌。”
许地山初出手便以命命鸟为题，显示出他对佛学的钟爱。所以，许地山在写哪怕是一种极致的苦难，也看不到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氛围渲染，在他的笔下，人面对苦难的态度就是隐忍、平和，宠辱不惊，硬是回避不了或者承担不起，便采取走和死的方式。在宗教意识中，走和死都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决绝的面对，是对烦恼的克服和对苦难的战胜。这样的死便有一种异样的平和，在读者看来，便生出一种异样的悲剧的美。这种悲剧已经滤尽了哀恸和忧伤，反而诡秘地映衬出生命的快乐。我们来看《命命鸟》的结尾：
“加陵一手搭在敏明底肩上，一手牵着她。快到水边底时候，加陵回过脸来向敏明唇边啜了一下。他说：‘好朋友，你不亲我一下么？’敏明好像不曾听见，还是直地走。
他们走入水里，好像新婚的男女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无一点畏缩。在月光水影之中，还听见加陵说：‘咱们是生命的旅客，现在要到那个新世界，实在叫我快乐得很。’”
承认人生本苦，却能化苦为乐，是佛学要义之一。化苦为乐便是“度”，自度或度人都是要将人引向极乐。许地山深谙此道，他没有简单地将苦乐二分化，而是通过真切的日常体验，泯苦乐，同生死，实现人生价值的真正超越。《商人妇》中历经磨难的惜官说过一句话：“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的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佛教将这种苦中作乐的精进之旨叫作“自灯”，来源于释迦临终前，告诫弟子阿难：“你要自己抱着灯光，照亮眼前的路，一步步踏着向前走。”
“自灯”体现着人生的悲情与悲壮。在许地山的名篇《缀网劳蛛》中，尚洁感喟道：“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人生如蜘蛛结网，难保网不破，但照结不误，破了再补。”破了再补，就是自灯。自灯的最大好处是把苦难和灾祸日常化，如果始终掌着灯，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和障碍你就会看得清清楚楚，否则每一次被绊你都会当成意外；而实际上根本没有平坦的爱情之路、成功之路和人生之路。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饱经沧桑却日益平和，有的人骤遇风波便折戟沉沙之故。
有评论家认为，中国新文学初期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流派，一派是鲁迅，乃中国启蒙主义的杰出代表；二是郁达夫，自我表现小说的代表；第三派是许地山，他作为中国第一个将宗教与现实融为一体，在现实中发现自己人格理想的典型，其作品洋溢着既沉郁又飞扬的浪漫主义风味。
《缀网劳蛛》《春桃》《玉官》是许地山最好的小说。从《缀网劳蛛》中走出来一个叫尚洁的女子，这是一个城里的、富裕人家的、爱好干净的、善感的，像玉一般明净落寞的女子；而春桃呢，是一个乡下的、穷苦人家的、不怕脏污的、豁达的，像桃树一样朴质饱满的女子。她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那么善良、坚忍，敢于承担，对他人体贴关心，对苦难逆来顺受，对生活从不失望。
尚洁说：“我的行为本不求人知道，也不是为要得人家的怜恤和和赞美；人家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受，从来是不计较的。别人伤害我，我还饶恕，何况是他呢？他知道自己的鲁莽，是一件极可喜的事。”
春桃则说：“有钱有势底人才怕当王八。像你，谁认得？活不留名，死不留姓，王八不王八，有什么相干？现在，我是我自己，我做底事，决不会玷着你。”
只要认真读这两段话，哪怕没有看过这两篇小说，对尚洁和春桃的经历、性情与志趣都会有大致的了解。许地山通过描述不同的女性，告诉我们同一个真谛：对于中国传统的优良女性，哪怕她们身边没有爱人，她们心中也从来不会缺少爱。
在《玉官》中，许地山对２１岁守寡的玉官的性苦闷与性追求的表现，大胆而节制，极富美感和人性意味。“玉官自从与丈夫离别后，就没同男人有过夜谈。她有一点忘掉自己，彼此直谈到中夜，陈廉才领她到后院屋里去睡……在屋里底玉官回味方才底谈话，闭眼想象灯光下陈廉底模糊的样子，心里总像有股热气向着全身冲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直睡不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地山无疑是写女性最为杰出的作家之一。
空山灵雨
许地山小时候家境颇好，但母亲从未放松对子女的教育。许地山的母亲认为劳动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于是，她便在屋后种了半亩花生，和孩子们一起翻土、栽种、浇水。秋收后，母亲特意主持了一个“收获节”，并特邀因公务繁忙很少参与家事活动的父亲参加。收获节上，夫唱妇随，导演了一曲“快乐育儿”的好戏。在对花生种种好处的讨论中，父亲最后作结：
“花生的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
若干年后，许地山把那晚的“收获节”用文字进行实况录播，这就是名篇《落花生》的由来。“落花生”也一直成为许地山的笔名。同时代的作家阿英说：“落花生的小品，在小品文运动史上，是将永久存在着的。”
１９２５年，许地山将自己的４４篇小品文辑成《空山灵雨》。这一年，他的第一个小说集《缀网劳蛛》也问世了。这是许地山非常重要的一年。《空山灵雨》一方面散发着澹定宁静的宗教气息，另一方面又焕发出浪漫温馨的生活情致。他最好的朋友老舍说：“他的家世，他的在南洋的经验，他的旧文学的修养，他的喜爱研究学问而又不忍放弃文艺的态度，和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想，大概都使他倾向着浪漫主义。”
《空山灵雨》的最大特色是沈从文定义的“妻子文学”。许地山和夫人林月森结婚很早，刚生下女儿不久，１９２０年林月森在赴京途中病逝于上海。许地山和妻子感情很深，他把她安葬在静安寺的坟场里，常常一清早独自走到妻子坟前，放上一束鲜花，默默地站立一会，回味他们生前的往事与趣谈。
妻子对丈夫说：“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障碍……”丈夫说：“极善，极妙！但愿我做调味的精盐。”
为此，许地山写出了《愿》。愿妻子长寿，愿女儿安乐，愿天下人都得到福荫，而如今，已然阴阳两隔。在接下来的《债》里面，他描写一个失去妻子的男人：“他的生活就是念书、写字，有时还弹七弦琴……他从没有特意到园里游玩，也没有呼唤过一个仆人。”
一股从内心升起的清寂之意笼罩着他，他是一座空山，对妻子的怀念成为他干燥的心灵气候里仅有的无声春雨。《空山灵雨》的开卷是一首词《心有事》：
“心有事，无计问天。／心事郁在胸中，教我怎能安眠？／我独对着空山，眉更不展／我魂飘荡，有如出岫残烟。／想起前事，我泪就如珠脱串。／独有空山为我下雨涟涟。／我泪珠如急雨，急雨犹如水晶箭；／箭折，珠沉，隔作山溪泉。／做人总有多少哀和怨；／积怨成泪，泪又成川！／今日泪、雨交汇入海，海涨就要沉没赤县；／累得那只抱恨的精卫拼命去填／呀，精卫！你这样做，最经历万劫也不能遂愿。／不如咒海成冰，使它像铁一样坚。／那时节，我要和你相依恋，／各人才对立着，沉默无言。”
这样的作品让我明白，为何迷于宗教的许地山不会成为一个迷信的教徒，因为他的泛神与博爱。他对亡妻的忆恋，他对生命的怜惜，他对一草一木的动容，使他拥有一片明净深远的心地。在许地山的世界里，万物有灵，生命有运，充满着“炊烟四起，百鸟归林”的人间气息与“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悲悯情怀。我们来看《鬼赞》的结尾：
“他们诵完这段，就各自分散。一时山中睡不熟的云直往下压，远地的丘陵都给埋没了。我险些儿也迷了路途，幸而有断断续续的鱼跃出水声从寒潭那边传来，使我稍微认得归路。”
这不就是一个由云、丘陵、鱼、寒潭和我一起组成的自然世界么？但这个世界也许不在自然里，而是隐藏于许地山的心灵深处。
爱情公约
爱妻去世本来让许地山心如死灰。但若干年后，一个青春妩媚的女子闯进了他的生活，令其死灰复燃。生活就是这般奇妙，失去的以为不会再来；它却不期然以另一副面貌出现。周俟松，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材生。她在中学时读到许地山的作品，心生仰慕。在五四的游行队伍中，周俟松第一次见到许地山，又为其演讲所倾倒。
第二次见面，是在接待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欢迎会上，许地山忙前忙后，十分活跃。周俟松远远地看着他，目不转睛。不久，周俟松考入北京师大数学系，她有一天去与她家同在石附马大街的熊佛西家做客，意外地碰到许地山，他们说了很多话，像一对老朋友。许地山渊博的学问和生动的谈吐使周家的女学生再也按捺不住。
许地山见过几次周俟松后，也陷入情网，他鼓足勇气于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１９日给周俟松写了第一封情书。“自识兰仪，心已默契。故每瞻玉度，则愉慰之情甚于饥疗渴止”，“是萦回于苦思甜梦间，未能解脱丝毫，既案上宝书亦为君掩尽矣”。相思连书都看不进去了，这对一介书生，该是活等的折磨。好在苦思必有甜梦。周俟松不顾父母反对，决意与许地山结婚。
翌年五一劳动节九时，许、周在北京“来今雨轩”举行婚礼。当年的文学研究会就是在这里成立的。前来祝贺的嘉宾有蔡元培、陈垣、熊佛西、朱君允、田汉、周作人等。新房设在周家二进院，从洞房后窗可以看到后花园的八角木屋和野趣横生的丁香树、枣树，旖旎之至。周俟松在那天的日记上注了四个字：风和日朗。
婚后，这对新人恩爱有加。周俟松特别喜欢看故事，许地山写不了那么多，就专门为她翻译孟加拉和印度的民间故事。他们经常讨论到深夜，夫唱妇随，红袖添香，享尽人间福祉。我们来读一段许地山那时翻译的德国民歌，庶几可以写照他的心情：
“夏夜底月初升，在沉寂的山顶；远处颤音低微，是夜莺的幽鸣。唱罢，快乐的夜莺！在银光里唱罢，这如梦的夏夜，我们不能听见别的声。西天一片云彩，黑暗像要降临。停住罢！别走近来遮片刻底爱光阴，停住罢！”
有一天，住在山东济南的老舍忽然收到许地山的电报，电文是：“Ｘ日Ｘ时到站接黑衫女。”老舍郑重其事地按时赶到车站，接到所谓“黑衫女”竟是身著黑色旗袍的周俟松。她在一所学校任校长，前往济南出差。许地山的风趣让老舍笑得闭不上嘴，亦足见许地山当时的轻快与喜悦。
黑暗虽然没有降临，阴影却像宿命似地飘然而至。阴影来自于光环的消失和激情的退去。在周俟松眼里，许地山不知不觉由著名作家变成不修边幅、随意乱扔东西的邋塌鬼，变成重友轻家、应酬太多的伧夫俗客。而周俟松呢，慢慢地，红粉褪色，淑女成妖，先是唠叨，尔后是牢骚，都不见效，终于演化成河东狮吼。许地山可没有陈季常那样的耐性，他演讲出身的，吵起架来也是出口成章，全然把闺房重地当作了北京街头。在夫妻生活中，对抗一旦产生了惯性，那任何细微末节都可能触发一场“战争”。１９３３年秋，两人惊涛骇浪般大吵后，许地山不辞而别，远赴印度考察学习去了。
大半年过去，身在异乡的许地山发现自己无法忘掉周俟松，无法抛却他们之间那一段氤氲情义。他多么希望能回到从前那些个无猜无忌、耳鬓厮磨的日子里去，但矛盾和憎怨是明摆着的，它们像一座座山阻隔着这对夫妇。许地山知道，要搬掉这些山，必须靠他们自己；否则这些山就会无情地让他们恩断义绝。突然，他想到，为什么不在两个人之间立一个公约呢？那该叫什么公约呢？对，以爱情的名义，就叫“爱情公约”！
于是，他提笔给周俟松写了一封充满悔意和深情的信，并附上自己拟定的解决双方矛盾的“爱情公约”：
一， 夫妇间，凡事互相忍耐。
二， 如意见不和，在说大声话以前，各自离开一会儿。
三， 各以诚相待。
四， 每日工作完毕，夫妇当互给精神的愉快。
五， 一方不快时，另一方当使之忘却。
六， 上床前，当互省日间未了之事及明日当做之事。
周俟松读了许地山的信和公约，泪如雨下。她检省自己的种种不是，想起对许地山无时不在的牵挂，她给许地山回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他早日回家。
许地山迫不及待地回到家里，两人执手相见，恍如梦中，竟说不出话来。周俟松把许地山领到卧室，向他指了指墙上，许地山抬头看见那里高高挂着的，正是他们的“爱情公约”。夫妇俩抱头痛哭，从此他们生活中便永远没有了阴霾。
周俟松是一个坚强的女性。１９４１年，年仅４９岁的许地山因劳累突然倒地身亡，８岁的女儿许燕吉嚎啕大哭。周俟松抹干眼泪，拍着女儿的背说：“孩子，不要怕，还有妈妈呢！”周俟松活了九十多岁，她默默地为丈夫编书、写文章，像一只春蚕，绵绵不绝地吐露着自己的不尽哀思与无边怀想。
抗日斗士与宗教学者
许家抗日还要追溯到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许南英１８８６年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试，因为痛陈国家危机所在，主考官不敢录取他。三年后再赴试，又因评论政治得失而落选。第二年，他才中了恩科会魁，授兵部驾史司主事职。这一年１２月，无意官场逐鹿的许南英回到台湾，成为很有名气的诗人和很受当地绅民敬重的地方官。甲午战争爆发，许南英坚决主战，激动中他赋诗一首：“牢羊已失成蛮触，市虎纷传幻战和。一局残棋浑未定，甲兵何日洗天河？”
１８９５年９月，整个台湾剩下台南一座孤城。许南英苦撑危局，为了抵抗日军，他要夫人携带儿女先行渡海前往广东汕头，自己留下来将所有积蓄充作军饷以鼓舞士气。但毕竟势单力薄，台南仍然倾覆于日军魔爪。日本人到处张贴画像捉拿许南英，乡亲们把他秘密送到安平，用竹筏载着他上了通往厦门的轮船。日本人只捉到许南英的一匹战马，他们气极败坏地给它安上铁蹄，让它受不了，郁郁而死。
在父亲精神的鞭策下，许地山的大哥曾任厦门同盟会会长，二哥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许地山在抗战期间，奔走呼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帮助流亡青年补习文化；一改以往的隽永文风，写出《七七感言》《造成伟大民族的条件》等杂文，影响深远。上海沦陷后，郑振铎打算将他冒险收藏的３３００多本明、清时候的刊本、抄本，转移到香港，许地山毅然答应寄存在他的家里。
１９３８年３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许地山和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等同列为理事。许地山在香港大学文学院担任主任教授时，大批文艺界人士和青年学生流亡到香港，成立抗敌协会香港会员通讯处，许地山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他写的抗日小说《铁鱼底鳃》是“中国小说界不可多得的作品”。之所以不可多得，一因为它是抗战小说中艺术水准较高的作品，二由于它是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品。主人公雷先生发明了在国防上十分重要的技术——铁鱼底腮，但报国无门，不幸溺死海中。明明虎狼横行，可以拯救国家的利器却沉入大海，这一声振聋发聩的叹息竟是许地山最后的呼声！
许地山心脏病复发，英年早逝时，第一个送花圈的是宋庆龄。这是许地山不遗余力宣传抗战的最好说明。香港所有学校下半旗，港九钟楼鸣钟致哀，追悼大会上，聚集着香港文化界４００多个团体近千名代表，国内和新加坡等地也隆重集会，致达哀思。现代作家备极哀荣的，除了鲁迅先生，就数许地山了。
都知道许地山是一位宗教学者，其实许地山是一位“宗教怀疑论者”和“宗教批判者”。他的怀疑和批判只有一个基点，那就是人性。许地山１９１６年在漳州华英中学教书时，曾加入伦敦会基督教会，但他逐渐对基督教义和宗教仪式产生反感，从而追求宗教之外的自由与民主。在《玉官》中，他直截了当地向基督教发难：“上帝若是慈悲，为什么容魔鬼到别处去害人，然后定被害者的死罪？”“自认为罪人，可笑……人和万物都是上帝的手捏出来的，也可笑”。
他对佛教研究最深，去过三次印度，有人说他是“饮过恒河水的奇人”。他并不奇，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有着朴素的人性与深刻的良知。他反对求寂赴空，更反对弃绝生命，他说，只有当宗教有助于人的生活，注重人的生活时，才能体现其最高价值。他对传统佛教重死后的果报，轻生前的受用提出质疑。
可是，许地山认为宗教精神是不可缺少的，中国人就是欠缺了宗教精神。为什么宗教精神不可缺少呢？他说：“在人类行为中，有若干暗昧不明确的事。这是因为人的生活中，人不单要和他底潜伏的原始冲动相周旋，更要和知识所带来的各种毛病，如自恃、骄傲、虚伪、曲解等相争持。由此可知，单有知识是不够的。人若想恢复他底本来自我，就要先变成无虚伪的赤子，把围绕在他周身的社会地位、阶级虚荣、骄傲自恃等毛病完全拆除，并将那些遮掩灵魂的外衣脱掉。”这确是洞若观火之见。
在《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一文中，许地山指出中国人所需要宗教的八个方面：一要容易行的，二要群众能修习的，三要道德情操很强的，四要有科学精神的，五要富有感情的，六要有世界性质的，七要必注重生活的，八要合于情理的。看得出来，这八个方面正是儒、佛、道和基督的合一。许地山的宗教观是无限宽泛的，他要求各派宗教从狭隘的教义回到人本身来，回到生活本身来。
１９３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许地山的《道教史》，这是中国第一部道教专史。三年之后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问世才使道教成为独立的学术研究对象；而道教成为国际性大学问已经是七十年以后的事情了。遗憾的是，《道教史》只有上篇，下篇还没有出来，许地山便遽然病逝，连留存的遗稿迄今都未找到。
很早加入基督教，后来对佛教最有兴趣，写出的大著却是《道教史》。这就是许地山，他做人是一名本色赤子，治学却从来不拘一格，陈寅恪曾说：“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述评，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
永不会说“不”
许地山是一个天真的人。所谓天真，这种“真”是上天赐予的，它不会因为快乐或者苦难而得到改变，它是永不变色的一种“本真”。许地山哪怕和再重要的一个人物讲话，如果他发现旁边有小孩子在拍皮球、踢毽子，他会马上截住话头，加入那打闹的行列中去。
老舍是许地山最好的朋友。他们早在留学英国之前，就关系密切。那时许地山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老舍还只是一名高中毕业生。他们在同一个教会里帮忙做义工，结识成为好友。老舍对许地山的评价是，有学问没架子。１９２４年，许地山和老舍几乎同时赴英国留学，他们住在一处。许地山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粗纸账本写小说，老舍本来对文艺没什么兴趣，见许地山天天写得性起，也开始跃跃欲试。有一天，他朗读了自己写的几段小说给许地山听，要他提提意见。许地山听了说：“好呵，往下写吧。”这句话给了老舍很大的信心，他便一路写将下来。
直接受到许地山影响的现代作家，还有一位——张爱玲。１９３９年，张爱玲进入香港大学，许地山在香港大学所作“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讲座，使张爱玲发狠钻研中国女性服装史，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更衣记》。
许地山是个永不会说“不”的人。妻子因购物砍价而迟到，他幽默地说：“你浪费我许多时间，可又为我节省很多金钱，到底我没有吃亏。”学生当众顶撞他，他总是很温和地回道：“好哇，你说说看。”他和老舍在伦敦时，有一次出去一整天才回来，进门便笑，还不住地用手摸着刚刚刮过的脸。老舍问他笑什么，他说，教理发匠挣去了两镑多！天啦，理一个发才八便士，再加刮脸也不过一先令，怎么会花去两镑多呢？原来是理发匠问他什么，他就答应什么。理发师碰到这么好说话的人，于是把所有项目全做一遍，不花去两镑多才怪呢。
１９３４年，香港大学副校长韩和惠与中文学院院长佛斯脱到内地大学考察，切身感受到香港与内地中文教学差距之大。他们决定从内地招聘一位高水平的主任教授，主持中文教学工作，条件非常苛刻，必须同时兼有四种资格：须是一名高明的国学家；须能通晓英文；须是一位有管理才干的人；最好须是一位广东籍学者。后不得不放弃第四条，即“广东籍学者”这一地域性条件。他们首先请的是胡适，被胡适婉拒；韩和惠遂恳请胡适推荐合适人选。胡适推了两位，一位是陈寅恪，一位是许地山。
陈寅恪无意南下，而许地山在燕京大学正好与教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意见不和，港大招聘加上胡适力荐，许地山遂举家南迁，出任港大建校２０年来第二位华人系主任教授。
许地山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将港大中文学院划分为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三个系，中文教学不再是囫囵吞枣，而是有的放矢。然后，他将语言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削弱长期垄断香港学校国文课的文言文，极力提倡白话文，要求中文学院招生的作文一律改用白话文。港大的气氛顿时鲜活起来，中文学院的面貌尤其为之一新。
许地山以身作则，他每周担任的课程在二十小时左右，科目涉及到十多个，他开设的中国文学课是港大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一年级学生有听不懂国语的，他还要在课外给他们开小灶；如果有些学生好奇想学梵文，他也要抽出时间教他们；寒暑假时，很多学生来找他问功课，他总是热情接待。他的口头禅是：“他们肯学，我就肯教。”
学生们说，许地山一身都是学识。他的学识可不是天生的，据老舍回忆，他们在英国时，许地山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图书馆和博物馆，而且一去就不得出来，上午八九点进馆，直到下午五点，关门时间已到，他才不得不一边喊“饿”一边踱出馆门。他不抽烟，不喝酒，终年以吃素为主，大部分收入都用在购买图书上，每日凌晨起，深夜眠，如饥似渴地攻读，所以他的书房叫“面壁斋”。
老舍在《敬悼许地山先生》一文中写道：“以他的对种种学问好知喜问的的态度，以他的对生活各方面感到的趣味，以他的对朋友提携辅导的热诚，以他的对金钱利益的淡薄，他绝不像个短寿的人。”
然而，这样的人如果长寿，便一定会夺去上帝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上帝有这样博识吗？上帝有这样本真吗？上帝有这样热诚吗？上帝有这样公允吗？何况这个人还一再在小说中质疑上帝。上帝害怕了，早早地把许地山请回道山。美国学者路易斯•罗宾逊在对照了《落花生》和《圣经》中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节的文字“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之后，耐人寻味地指出：
“耶稣就像落花生。”
而许地山，何尝不是这样一颗落花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