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雅典的民主政体的根基建立于前苏格拉底时代。在那时，日神精神还没有主导古雅典哲人和民众们的内心。一切关键的哲学概念还保留原初的含义，没有像后来一样被歪曲。而这些概念被歪曲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是古雅典政体演变的历史。
黑尔德在《世界现象学》一书中以现象学的方法分析了古雅典的政治体制。依照前苏格拉底哲学的观点，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无时无刻的不在显示着其自身，做为一个“普全境域的世界”。然而，人们却由于自身的“兴趣”，无法完全将自己开放给这个自身显示的“普全世界”，而是仅仅关注于自己“兴趣”所限的“普全世界”中的一部分――“特殊世界”。这样一来，世界做为一个整体，就由于人为的原因而被割裂了，事物本身也被遮蔽了。
为了重新回到“普全境域的世界”中去，必须有一种克服“意见”的力量，来打破“特殊”世界的牢笼。战胜“兴趣”这一情感的另外的那种力量就是“好奇”，是哲学家们对于“普全世界”的求知欲。“特殊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个封闭的原子，这种原子式的个人状态的缺陷就是在于对于外部世界的漠不关心以及由此带来的狭隘和封闭。“兴趣”志向中对于世界结构的认识是扭曲的，所以为了看清世界的本真，就需要对于这种个人“兴趣”的“搁置”，也就是现象学所强调的“置悬”。这样一来，“现象”――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公开者――才能清晰的向我们展现出来。而逻格斯做为一种“合乎语法的言谈”，可以向所有人传达这种自身显示自身的无遮蔽的存在者。
古雅典的民主政体做为一个公共论坛，其建立的基础是“意见”与“知识”的两分。公民们通过民主参与，以逻格斯（言谈）的方式，交换“意见”，以便能得到“知识”。这种知识就是关于那一“普全世界”的认知，这种知识被看作是最大的美德。因此，古雅典民主政治的目的就在于提升公民的德性，公民们可以够通过民主这一方式来获得“善”，实现自己的价值。
当时的雅典人之所以那么相信逻格斯（言谈）的威力，在于“真理”这一概念只不过是“无遮蔽”的意思而已。海德格尔提醒我们，“不要沾染‘符合’那种意义上的虚构的真理概念”（《存在与时间》 三联书店 p42）。而“逻格斯”恰恰就是要把“言谈所及的东西给公开出来”（同上p41）。
民主的基石――对于“善”的追求――如果发生了变化，就会导致民主政体的堕落。古雅典公民们德性的衰落，使得民主政制从一种公共论坛转变为了暴民的决断机构。这时，主导着古雅典公民政治原则的已经不是对于“善”的渴望，而是一种封闭的共同体意志。个人的“意见”已经消除，但是取而代之的不是“知识”，而是另外的一种“意见”，即集体的“意见”。原来的那种开放性――基于不同意见的交流――反而没有了。公民大会上，“逻格斯”式的言谈转变为暴民们的叫嚣和宣泄。古雅典从一个城邦变成了一个社群（一般认为，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区别就是前者以普遍的原则为共同体的基础，而后者则是以一种特殊的、封闭的社群的习俗、传统做为共同体基础）。
这个时候，打破这种封闭社会的依然是一些杰出的哲学家们。苏格拉底师徒置疑这种堕落了的民主政体的合法性。柏拉图提出著名的水手寓，认为人民的集体意见也无法和哲学家们对于真理的认知相比。通过洞穴寓，将“善”的阳光重新洒向古雅典的公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封闭的古雅典政治中又打开了一个缺口，使知识有可能从此一缺口中进入公民们的心灵。因此，波普尔在这点上犯了错误。柏拉图并不是试图建立一个封闭社会，他事实上是为古雅典重新成为一个开放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柏拉图，后来关于混合政府的理论――被视为权力制衡的源头――是不大可能出现的。
可是问题在于，民主如果只是达到“善”的一种手段的话，那么当哲学家们宣称已经发现了那种至善时，民主似乎就不再是必要的了。在柏拉图那里，“逻格斯”不仅仅只是表示着“言谈”，而已经蕴含着“理性”、“理由”、乃至于“理念”这样的本体论意义。而“理念”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可以谈论的东西。“现象”做为一个自身显现的概念，逐渐被“现像”所遮蔽，而“现像”则带有“假相”、“镜像”的意思。由世界上纷繁复杂的“现像”，去抓住背后的真实的理念世界，只有哲学家们才能做到。而“存在”这一概念的转变，更是幽暗晦涩，由“to be”转换成“bings”，隐藏在了“现像”的背后，一起虚构出了本体论这一学科。
因此，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虽然立国的原则跟古雅典原初民主政治的立国原则相同，都是以“至善”为目的，但是由于前者是后者的完成时，民主的那种公共论坛就不再需要了。依照对于“善”的把握程度，城邦必须实行等级制度。由哲学家们为王。这种公民们的不自由状态，倒是跟堕落之后的民主政体有些相似。
哲人王是难得一见的，僭主倒是哪里都有。而且哲人王其实很可能就是僭主。因此，人民要革命，要建立共和。去建立以真正的“善”的理念为依归的政体。如果这个新的版本的“善”还是被认为不可靠的话，那么人民就只好再次发动革命。一来二去，就有了那种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为了结束这种循环，人们逐渐发现，把“善”这个鸡肋踢出政治领域是最好的方法。于是乎，现代民主国家也就产生了。
现在的民主政体，已经跟古雅典时代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善”这种最高的价值已经不在政治考虑的范畴之内。代之以所谓的“正义”，其功能是分配公民间的权利与义务。“善”再也不是公共所要讨论的课题，而是交给了个人的所谓的“良心自由”，通过法律所确定的群己群界，只要不妨碍到他人，不论你觉得“善”是什么东西都可以。
也就是说，人类历史饶了这么一个大圈，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原本呆的那个封闭的小圈子，人类最终还是摆脱不了那种原子式的个人的命运。逻格斯在现在依然被包含在现代英语“dialogue”这一单词之中，做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单词使用，只不过再也没有人指望着通过他能发现某种终极的价值――“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