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朱元璋称帝的第二个月。就在这个月的壬子日，他发布了一道制令：
诏衣冠如唐制。
此时蒙古君主还在北京城里，明军北伐，胡汉战争进入了最后时刻。军事讨伐的同时，文化讨伐也展开了。朱元璋执行对胡语、胡姓的禁断，其中胡服禁断成为这一系列制令中的第一条。
与北魏孝文帝不同的是，这次并不是胡人归化，而是汉人对自身的光复。魏特夫在《辽代社会史》里将10世纪前的胡人王朝，称为“渗透型”。它们的建立者事先都有向中土“渗透”的漫长经历。这期间，他们对汉文明形成仰慕和认同心理，同时逐渐疏远、甚至断绝了与原居地之间的联系。典型例子莫过于北魏。这样的王朝往往能接受汉人作为政权的合伙人，并过度为一个华夏国家。
但朱元璋所接手的这份遗产，并非来自于“渗透型”王朝。从10世纪开始，契丹首先进占幽云，接着在很短的时间里女真占有江淮以北的中土之地，再往后，蒙古统治了整个中国。这样的王朝被称为“征服型”。因没有经历长期“渗透”的过程，他们始终将遥远北方的“祖宗根本之地”视为领土构成中的重要部分，并作为本族认同的珍贵资源。合乎逻辑的是，这些胡人用一种压倒的征服者的眼光看待汉人，汉人只作为奴仆而受役使。
如果说从草原而来的契丹、蒙古役使了汉人的肉身，那么从东北森林而来的女真更要役使汉人的魂魄。契丹因其二元体制，容许南班汉人用汉服，各从其便而已；蒙古对于汉服也未见特别的禁止。女真则不同。两宋之际女真南下之时，他们就着手禁断汉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说：
建炎三年，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
《大金吊伐录》卷三《枢密院告谕两路指挥》：
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
这纸改俗令主要针对河北、河东两路汉人。不久宋室南渡，淮北纳入女真统治，于是又在更大的范围内强制汉人改从女真俗，措施也更为严厉。在“不如式者死”的威胁下，黄河以北的汉人，不得不“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惟妇人之服不甚改”。山西高平发现的金正隆间乐舞杂剧石刻，其中的汉人均左衽。卫绍王时，宋人程卓出使金朝，在沃州柏乡县的一座汉光武庙中，看见壁绘云台二十八将竟也左衽。
唐代吐蕃曾在汉人中强制推行蕃服、蕃语、辫发，实施范围不超过河西。而女真的改俗令则推行于中土之地，这是诸夏数千年不遇的危机。
女真的改俗令比以往任何一个胡族都更严厉，即便如此，他们仍没能阻止后代日益滋长的汉心。三代以后，女真放弃极北的都城，换上了汉人君王的冕服，禁断汉服束发的制令也逐渐解除了。
在地近南宋的河南，女真海陵王首先宽松了政策：
诏河南民，衣冠许从其便。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引用金代煮盐图说明，“看不出一般劳动人民被强迫改服剃发情形，可知长江以北，金政权稳固后，即早已解除”。
即便如此，汉人经前所未有的征服和改俗之后，服饰礼仪风俗不纯。明太祖在军事和政治上恢复汉人天下的同时，也想到服饰上的驱除鞑虏，正是针对了这个现实。在女真及蒙古统治200多年后，汉人终于有机会重整衣冠。他们心怀敬畏，参照古代周汉唐宋的服饰传统，在广泛搜集、整理基础上，用30年时间，重新厘定了明朝的服饰与礼仪制度，并推行于社会日常生活中。
当时的汉人不会想到，276年之后，女真以满洲之名竟然又一次兴起。这批人比其祖先更残酷。轻车熟路南下而来，这次，他们不仅占领中土，而且占领南方，建立起庞大的帝国。更血腥的改俗令被推行，肝脑涂地之后，汉服汉发无处容身了。不仅如此，满洲历代君王再没有给汉服复兴的机会，直到这个政权的彻底失败。满清统治近300年里，汉人只是满洲人驱策的奴才，这个帝国终究是满洲人的帝国。
10-12世纪，在契丹、女真相继统治的幽云地区，那里的汉人已习惯于被征服。女真称其为“汉人”，而中土汉人则称“南人”。前者因投降早而被女真所信任。但女真逐渐发现了他们的问题。金世宗说，“南人犷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之后又比较说，“燕人自古忠直者鲜，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
金世宗描述的汉人形象，似与近几百年以来的汉人有几分相象。长久的奴役与阉割，使汉人的群体意识衰落了，所以“忠直者鲜”、“临事多避难”，代之而起的只是汲汲于家族和个人的自私利益。
汉服连同汉人的精神及汉人的天命，等待光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