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语曾是古代犹太人的语言，《旧约·圣经》就是用古希伯来语写成。当犹太民族流散到世界各地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接受了当地的语言，遂使希伯来语同当地语言混合使用，如西亚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基本上都说阿拉伯语；中、东欧的犹太人把希伯来语与德语相混合，形成了意第绪语；西南欧和拉美的犹太人讲古希伯来语与西班牙语混合而成的拉迪诺语。自中世纪以后，希伯来语逐渐成为犹太教拉比们在举行宗教活动和祈祷时使用的书面语言，及学者们研究古代历史和宗教，进行诗歌创作及篆刻碑铭的文字，作为日常口语的希伯来语已经死亡了。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在日记中就曾写到：“我们当中有谁能用足够的希伯来语去买一张火车票呢？”因此在19世纪复国主义运动之初，赫茨尔所构思的犹太国蓝图中，国语不是希伯来语，文化也不是希伯来文化，而是德语和日耳曼文化。但历史却给了他一个严肃的讥讽，尽管他是犹太复国主义之父。
最初到以色列的犹太移民，他们的复国动机更多的是政治，而非宗教。但本·耶胡达（出生于立陶宛的俄国犹太人家，1881年和全家一起移居巴勒斯坦）认为，仅仅通过建立政治实体来达到复国的理想只是表面的，是这远远不够的。犹太人在进行政治上的复兴的同时，必须通过一种文化，使之真正拥有青年一代。实现犹太文化复兴的唯一途径，便是唤醒古老的希伯来语。从此开始，好似寂静的荒原响起了一声呼啸，在漫漫一二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本·耶胡达成为在日常生活中第一个使用希伯来语的人。在世纪的变换前后，他在耶路撒冷走街串巷，身体力行，宣传使用希伯来语。他的这种行动曾遭到店主、银行家和一些犹太人的冷嘲热讽，许多人认为他是疯子。同时他也受到巴勒斯坦正统犹太教徒的敌视和反对。在他们看来，希伯来语是神圣的语言，只能在宗教活动中使用，将其用于日常生活是对宗教的亵渎。为此，他们向当时统治巴勒斯坦的土耳其政府告发，说本·耶胡达煽动犹太人造反，使耶胡达受到监禁和审判。但耶胡达并没有被吓倒，他一如既往，为复兴希伯来语而奔波。他首先以自己的孩子和家人为教学试验对象，要求他们学习和使用希伯来语。他禁止妻子讲俄语，在他们的孩子刚出生时，就对他讲希伯来语，而且不许他跟说其他语言的孩子一起玩，以免受其他语言的影响。他的教学方法及成功经验令当代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愕然。经过不懈的努力，本·耶胡达逐渐获得了成功。1884年，他与别人创办了第一份希伯来文报纸，1889年建立了“希伯来语言协会”。1904年在收集和创造了数千个新词汇的基础上，他编出了第一本现代希伯来语辞典，这在现代希伯来语的发展中，可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到1910年前后，已发展成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举行集会要求在学校正式使用希伯来语教学的形势。
本·耶胡达的卓越贡献，还在于他通过教育和写作实践，成功地把希伯来语从一种复杂生硬费解的老式语言转化成一种简单、逻辑性强的现代语言。在重建希伯来语的语法结构、发明新词汇和使古老的希伯来文字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方面，本·耶胡达的贡献，无疑为新的希伯来文化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复兴希伯来语的过程中，耶胡达紧紧遵循简明性和实用性这两个原则，他很清楚，语言是要为所有普通百姓服务，而不是为学者服务。所以，当代希伯来语一定要突出简明、实用的特点，使成千上万的移民容易学习和掌握，这也是耶胡达复活希伯来语成功的根本所在。
希伯来语的复活，不仅是使之成为以色列的国语，应该说它已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核心的组成部分。其最典型的例证表现在以色列犹太人的取名上。在本·古里安执政的近20年时间里，政府曾要求政府机构或公共机构的工作人员都必须使自己的姓希伯来化。本·古里安本人身体力行，他在1906年移入巴勒斯坦时叫大卫·格林（Darid.Greene），后改名为希伯来式的本·古里安。希伯来语的复兴不仅创造了语言学上的奇迹，还带来了希伯来文化的复兴，它不仅是犹太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
从作为日常语言已经死亡了2000多年希伯来语在以色列的再次复兴，这一近乎奇迹的行为说明民族主义所蕴涵的巨大的感染力和激情，也说明了一个民族是否要恢复某种传统，与这项传统中断、消失的时间无关，因为不论其时间长度是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对于自认为是某个永恒单位的民族而言，那只不过是白驹过隙，只要这个民族的成员认为值得恢复这项传统，恢复这项传统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复兴，有利于增强民族的自尊和自信,这就是是否要恢复某项传统的最大理由。
在希伯来语复兴的初期，也曾遭到不少人的攻讦，说什么复古主义，毫无意义的举动，可它成功了，现在希伯来语的复兴被众人认为不仅是使之成为以色列的国语，应该说它已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核心的组成部分，它的复兴被认为不仅是创造了语言学上的奇迹，而且也是犹太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是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