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对闻一多先生有个很新奇的比喻,说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不是作为一条鱼,而是作为一枚鱼雷,目的是为了批判古代,是为了钻进古代的肚子,将古代炸个稀巴烂。这番话是在闻一多死后才说的,他地下有知,大约会很喜欢。闻一多生前曾对臧克家说过:“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毒的芸香。虽然两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

闻一多的著名,因为写新诗,因为被特务暗杀,这两件事都具有轰动效应,而容易被人忽视的,却是他的做学问,是他对古典文献所做的考订工作。能否静下心来做学问,从来就是一种缘分,不是什么人都能获得这份荣幸。闻一多算不上科班出身,留学前,他学的是外语,去美国留学,学的是美术,业余的兴趣则是写新诗,所有这些准备,和后来的一头扎在古文献堆里做死学问,似乎挨不上边。类似的例子有很多,鲁迅是学海军出身,后来去了日本,转为学医,日后则以写作为生。郭沫若也是学医的,似乎比鲁迅的程度还强一些,朱自清和顾颉刚在北大读书时学哲学,徐志摩当时只是一名旁听生。徐后来去美国克拉克大学学历史,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学经济,最后读了政治,据说他去英国是为了向罗素学习,但是等他赶到剑桥,罗素由于行为出轨已被除名。

一个人最终是否有所作为,开始时学什么并不重要,闻一多的有趣,在于他做学问的极端。考察他的生平,写新诗和投身民主运动,时间都不长。大多数的时间里,他都是个地道的书虫,是在“故纸堆里讨生活”。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文学院落脚蒙自,闻一多在歌胪士洋行楼上埋头做学问,除了上课,吃饭,几乎不下楼,同事因此给他取名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按照我的想法,闻一多所以会走做死学问这条路,多少和他赌气有关。闻一多从美国回来,先担任中央大学的外文系主任,后来又任武汉大学的文学院长,任职时间都不长,其中重要原因,和这两所学校的保守学风分不开。一个写新诗的人在大学里没有什么出路,在老派的教授眼里,仅仅会几句外文和弄劳什子新文学,都是没有学问的表现。

闻一多显然想让那些老派的教授们明白,新派出身的人研究古典文献,不仅可能,而且会做得更出色。他身上的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旧书中,压根就没有一点值得保留的东西,声称自己深入古典,是为了和革命的人里应外合,把传统杀个人仰马翻。在一些文章中,他甚至把儒家道家和土匪放在一起议论,“我比任何人还恨那些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他身上保持着真正的五四精神,始终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和什么样的东西断裂,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是那样让他如痴如醉,其痴迷程度和任何有考据癖的学者相比毫不逊色,为了深入研究,他走的是最正统的学术道路,从训诂和史料考订下手,为一个词一个字大坐冷板凳。

认真研究闻一多学术思想的人并不是很多,首先是个难度问题,没有点学问基础,根本就不明白他究竟说了些什么,考据文章对于外行来说犹如天书。今天的人心情大都浮躁,不可能像他那样陷进去,有人就算陷进去了,也是一种书呆子似的陷入,稀里糊涂一头钻进去,变得很愚蠢,再也拔不出来。今天从事古典文献研究的人并不在少数,以研究条件而论,要比闻一多不知强多少倍,可惜更多人的只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当教授而刻苦,学问成为吃饭的本钱,成为谋生的手段,就像作家的专业是写作一样,为写作而写作,为发表文章便不考虑一切后果,所以研究和写作,不是因为内心的迫切需要,而是因为从事这些专业。换句话说,研究和写作对自己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不过瞎猫碰上死耗子,人生旅途中的一种巧合。

闻一多对神话的研究,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对唐诗尤其是杜甫的研究,都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境界。这也许和留学接受西方教育有关,他似乎一直努力寻找蕴藏在传统中的现代根源。他计划写一本具有独到见解的《中国文学史稿》,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留下许多未完稿的笔记。文学发展中的民间影响和外来影响,是闻一多关注的焦点,他不但研究文化人类学,而且还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来研究中国的原始社会,在方法上,既有最地道的朴学传统,又不缺乏世界最新的人文研究成果。朱自清先生对闻一多的评价很高,认为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年龄仿佛的专家学者,很难有人能与之相匹敌,可惜英年早逝,被暗杀时才四十八岁,正是最应该出成绩的年龄。

说闻一多是一名斗士,应该没有问题。他似乎对“死”有着特殊的兴趣,做的是死学问,下的是死功夫,面对的是永恒的死亡: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闻一多一定非常喜欢涅这个词,在此境界,贪,嗔,痴,与以经验为根据的我,都亦已灭尽,不复存在,于是达到了寂静,安稳和常在的状态。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一头扎进古典文献,在绝望中获得永生,在枯燥里获得快乐。他在给臧克家的信中,曾说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他浑身疼痛,却没有能力炸开那禁锢他的地壳。他写诗,做学问,后来投身民主运动,都是为了获得爆发的能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闻一多始终是一名斗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对闻一多的研究,无论是他的学术思想,还是他的民主精神,其实都远远不够。自从有五四运动,这以后一到纪念日,就有人站出来说话,真说到点子上的并不多。我想,最容易体现五四实质的应该是闻一多这代人,他生于1899年,与海明威同年,十二三岁的时候,清朝没有了,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社会至此宣告结束,皇权在闻一多的脑海中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到二十岁,他积极参加五四学生运动,担任学生会书记职务,又去美国留学,充分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

在闻一多的世界观中,最不容忍的就是独裁。天赋人权,不可侵犯,是可忍,孰不可忍。李公朴被暗杀以后,很多人告诉闻一多,他已经被列入黑名单,形迹可疑的特务就在他家门前闲逛,而且送来恐吓信。闻一多如果理智一些,就不会去出席李公朴的追悼大会,但是他并不承认这就是中国的铁定现实,不愿意在独裁面前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一直埋头书斋,是中国最传统的读书人,与世隔离,现在,沉寂的火山突然爆发,他拍案而起,成为最激烈的民主斗士。在李公朴的追悼大会上,闻一多定有一种寂寞之感,他没有料到偌大的昆明,只有他一个教授来出席这样的纪念活动。据目击者说,那天本来不准备安排闻一多说话,可是他很激动,跳上台去,言辞激烈地说了一遍,演讲辞后来被收进了中学课本。

闻一多在会上的演讲成为民主的绝唱,他离开会场不久,就被暗杀在大街上,凶手对他连开几枪,其中一枪击中头部,白色的脑浆流得到处都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一位著名的教授,光天化日之下被打死在大街上。重温这一段历史,我总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同为五四一代人,同样是接受了德先生赛先生的教诲,有人为民主献身,有人却明目张胆唆使别人去杀人。多年来我一直在傻想,为什么当时那么多教授,只有闻一多去参加李公朴的追悼会,后来终于想明白,当时学生已经放假,西南联大刚刚解散,很多教授离开了昆明。特务不过是钻空子,这至少说明当时还有些顾忌,真正内心深处感到恐惧的应该是独裁者,因为暗杀本身还是一种恐惧。

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这是当时中国的现实。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当权者害怕文化人,这仍然是当时中国的现实。闻一多的死,自然不是毫无意义,它是民主和独裁的一次历史性决战,为后来的共产党获得天下提供了良机。从表面上看,闻一多的身体被消灭了,在独裁面前,个人的反抗很渺小,微不足道,但是却不能说它和国民党的最终垮台没有关系。闻一多的被暗杀,客观上造成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当局的彻底决裂,国民党政府因此大失人心,李公朴的追悼会,只有闻一多一个教授去参加,可是为了悼念闻一多,全国各地的纪念活动此起彼伏,谁也拦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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