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对闻一多先生有个很新奇的比喻，说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不是作为一条鱼，而是作为一枚鱼雷，目的是为了批判古代，是为了钻进古代的肚子，将古代炸个稀巴烂。这番话是在闻一多死后才说的，他地下有知，大约会很喜欢。闻一多生前曾对臧克家说过：“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毒的芸香。虽然两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
闻一多的著名，因为写新诗，因为被特务暗杀，这两件事都具有轰动效应，而容易被人忽视的，却是他的做学问，是他对古典文献所做的考订工作。能否静下心来做学问，从来就是一种缘分，不是什么人都能获得这份荣幸。闻一多算不上科班出身，留学前，他学的是外语，去美国留学，学的是美术，业余的兴趣则是写新诗，所有这些准备，和后来的一头扎在古文献堆里做死学问，似乎挨不上边。类似的例子有很多，鲁迅是学海军出身，后来去了日本，转为学医，日后则以写作为生。郭沫若也是学医的，似乎比鲁迅的程度还强一些，朱自清和顾颉刚在北大读书时学哲学，徐志摩当时只是一名旁听生。徐后来去美国克拉克大学学历史，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学经济，最后读了政治，据说他去英国是为了向罗素学习，但是等他赶到剑桥，罗素由于行为出轨已被除名。
一个人最终是否有所作为，开始时学什么并不重要，闻一多的有趣，在于他做学问的极端。考察他的生平，写新诗和投身民主运动，时间都不长。大多数的时间里，他都是个地道的书虫，是在“故纸堆里讨生活”。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文学院落脚蒙自，闻一多在歌胪士洋行楼上埋头做学问，除了上课，吃饭，几乎不下楼，同事因此给他取名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按照我的想法，闻一多所以会走做死学问这条路，多少和他赌气有关。闻一多从美国回来，先担任中央大学的外文系主任，后来又任武汉大学的文学院长，任职时间都不长，其中重要原因，和这两所学校的保守学风分不开。一个写新诗的人在大学里没有什么出路，在老派的教授眼里，仅仅会几句外文和弄劳什子新文学，都是没有学问的表现。
闻一多显然想让那些老派的教授们明白，新派出身的人研究古典文献，不仅可能，而且会做得更出色。他身上的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旧书中，压根就没有一点值得保留的东西，声称自己深入古典，是为了和革命的人里应外合，把传统杀个人仰马翻。在一些文章中，他甚至把儒家道家和土匪放在一起议论，“我比任何人还恨那些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他身上保持着真正的五四精神，始终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和什么样的东西断裂，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是那样让他如痴如醉，其痴迷程度和任何有考据癖的学者相比毫不逊色，为了深入研究，他走的是最正统的学术道路，从训诂和史料考订下手，为一个词一个字大坐冷板凳。
认真研究闻一多学术思想的人并不是很多，首先是个难度问题，没有点学问基础，根本就不明白他究竟说了些什么，考据文章对于外行来说犹如天书。今天的人心情大都浮躁，不可能像他那样陷进去，有人就算陷进去了，也是一种书呆子似的陷入，稀里糊涂一头钻进去，变得很愚蠢，再也拔不出来。今天从事古典文献研究的人并不在少数，以研究条件而论，要比闻一多不知强多少倍，可惜更多人的只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当教授而刻苦，学问成为吃饭的本钱，成为谋生的手段，就像作家的专业是写作一样，为写作而写作，为发表文章便不考虑一切后果，所以研究和写作，不是因为内心的迫切需要，而是因为从事这些专业。换句话说，研究和写作对自己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不过瞎猫碰上死耗子，人生旅途中的一种巧合。
闻一多对神话的研究，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对唐诗尤其是杜甫的研究，都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境界。这也许和留学接受西方教育有关，他似乎一直努力寻找蕴藏在传统中的现代根源。他计划写一本具有独到见解的《中国文学史稿》，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留下许多未完稿的笔记。文学发展中的民间影响和外来影响，是闻一多关注的焦点，他不但研究文化人类学，而且还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来研究中国的原始社会，在方法上，既有最地道的朴学传统，又不缺乏世界最新的人文研究成果。朱自清先生对闻一多的评价很高，认为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年龄仿佛的专家学者，很难有人能与之相匹敌，可惜英年早逝，被暗杀时才四十八岁，正是最应该出成绩的年龄。
说闻一多是一名斗士，应该没有问题。他似乎对“死”有着特殊的兴趣，做的是死学问，下的是死功夫，面对的是永恒的死亡：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闻一多一定非常喜欢涅这个词，在此境界，贪，嗔，痴，与以经验为根据的我，都亦已灭尽，不复存在，于是达到了寂静，安稳和常在的状态。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一头扎进古典文献，在绝望中获得永生，在枯燥里获得快乐。他在给臧克家的信中，曾说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他浑身疼痛，却没有能力炸开那禁锢他的地壳。他写诗，做学问，后来投身民主运动，都是为了获得爆发的能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闻一多始终是一名斗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对闻一多的研究，无论是他的学术思想，还是他的民主精神，其实都远远不够。自从有五四运动，这以后一到纪念日，就有人站出来说话，真说到点子上的并不多。我想，最容易体现五四实质的应该是闻一多这代人，他生于1899年，与海明威同年，十二三岁的时候，清朝没有了，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社会至此宣告结束，皇权在闻一多的脑海中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到二十岁，他积极参加五四学生运动，担任学生会书记职务，又去美国留学，充分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
在闻一多的世界观中，最不容忍的就是独裁。天赋人权，不可侵犯，是可忍，孰不可忍。李公朴被暗杀以后，很多人告诉闻一多，他已经被列入黑名单，形迹可疑的特务就在他家门前闲逛，而且送来恐吓信。闻一多如果理智一些，就不会去出席李公朴的追悼大会，但是他并不承认这就是中国的铁定现实，不愿意在独裁面前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一直埋头书斋，是中国最传统的读书人，与世隔离，现在，沉寂的火山突然爆发，他拍案而起，成为最激烈的民主斗士。在李公朴的追悼大会上，闻一多定有一种寂寞之感，他没有料到偌大的昆明，只有他一个教授来出席这样的纪念活动。据目击者说，那天本来不准备安排闻一多说话，可是他很激动，跳上台去，言辞激烈地说了一遍，演讲辞后来被收进了中学课本。
闻一多在会上的演讲成为民主的绝唱，他离开会场不久，就被暗杀在大街上，凶手对他连开几枪，其中一枪击中头部，白色的脑浆流得到处都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一位著名的教授，光天化日之下被打死在大街上。重温这一段历史，我总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同为五四一代人，同样是接受了德先生赛先生的教诲，有人为民主献身，有人却明目张胆唆使别人去杀人。多年来我一直在傻想，为什么当时那么多教授，只有闻一多去参加李公朴的追悼会，后来终于想明白，当时学生已经放假，西南联大刚刚解散，很多教授离开了昆明。特务不过是钻空子，这至少说明当时还有些顾忌，真正内心深处感到恐惧的应该是独裁者，因为暗杀本身还是一种恐惧。
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这是当时中国的现实。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当权者害怕文化人，这仍然是当时中国的现实。闻一多的死，自然不是毫无意义，它是民主和独裁的一次历史性决战，为后来的共产党获得天下提供了良机。从表面上看，闻一多的身体被消灭了，在独裁面前，个人的反抗很渺小，微不足道，但是却不能说它和国民党的最终垮台没有关系。闻一多的被暗杀，客观上造成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当局的彻底决裂，国民党政府因此大失人心，李公朴的追悼会，只有闻一多一个教授去参加，可是为了悼念闻一多，全国各地的纪念活动此起彼伏，谁也拦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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