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见的外国人是两个贴香烟广告的。当时我在偏僻的小城市，虽没有像现在昆明的小孩跟着外国人到处跑，但是他们的眼睛，鼻子，身材和服装，的确引起了我的一种极端奇异的感觉。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开始感觉到外国人的威风。非但外国人，连外国人的义子，侄孙子，滴里搭拉的孙子，也都沾了光。非但会说洋泾浜英语的人很占便宜，连那些不懂“也是奴”的人们（当时还没有OK的说法），只要穿上一套蹩脚西装，就可以进那“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外国公园，又可以坐洋车不讲价，到了目的地之后，随意给两只“八开”，车夫不敢哼一声。西装变了护身符，它是外国人的余威之所寄；至于真正的外国人，更不消说，是天上人了。
后来身在外国，成为外国人眼中的外国人，侥幸得很，我所在的那一国的人对华人非常客气，没有让我吃什么亏。因为和外国人的生活打成一片的缘故，我开始感觉得外国人的性情和行为并没有像眼睛鼻子那样，和我们差别得那么大。我开始感觉到，像中国最坏的坏人外国也有；我又发见，外国的月亮并不像有些留学生所说的，比中国的月亮更亮些。但我同时又承认，外国人比中国人更爱干净，更爱整齐，更守秩序，更爱惜时间。他们爱惜时间，甚至于嫖赌都不肯把它浪费。他们有十分钟的嫖，五分钟的赌，嫖赌之后还没有忘了去做那些有生活意义的事情。
我自问没有“排”过“外”，也没有“媚”过“外”。但是，这几十年来，我所看见的排外和媚外的事实可真多。排外的人把外国人当做鬼（广东话叫做“番鬼”“红毛鬼”，上海话叫做“洋鬼子”）；媚外的人把外国人当做神。因为当做鬼，所以觉得外国人处处不近人情，有乖天理；因为当做神，却又觉得外国人全知全能，简直是庄子所谓“全人”。排外的时代大约是过去了；媚外的时代据说也过去了。但是由排外所产生的事实已经绝迹，义和团的符咒早已失传；而由媚外所产生的风俗习惯却正在盛行，于是高跟鞋替代了缠足，瞪眼耸肩替代了颠头摇腿，掷瓶剪彩替代了焚香燃灯拜“喜神方”。我们东方古国好比东施，正在极力模仿西施的一颦一笑。有一种人，他们能在言谈之间夹杂几个英文字，其得意忘形不减于老秀才的诌文；所不同者，老秀才诌国文是酸是腐，新青年诌英文是摩登是时髦。当你辩论某一种真理的时候，你用不着找寻许多论据，你只消说这是外国人说的；当你要为某一件中国人认为荡检逾闲的行为，加以辩护的时候，你也用不着陈述许多理由，你只消说外国人也这样做。这样一来，既不费唇舌，又最合潮流。有了领导演礼的人，虽三岁孩童也会午八佾。迎头赶上去未免太吃力了，落伍又不甘心，惟有跟着走最为中庸之道。大哉，中国人的“跟着走”哲学！
平心而论，把外国人当做神，自然比当做鬼好得多。说外国人也有贪污，这是杀风景的话；最好是说外国人绝对没有贪污，然后我们这一班东施无所藉口。即使有人确凿地指出，某租界或某外国海关的检查员也有受贿的事情，你也应该说这是中国人教坏了的，至少应该说这是犯了中国人的毛病。虽然你在外国亲眼看见做丈夫的毒打他的老婆，打耳光，踢屁股，你归国后也应该力守秘密，以免刚刚抬头的中国女权又遭无妄之灾。总之，我们应该把外国人“神化”，“全人化”，一切美德都归于他们，然后，中国人才有真理可循，而“跟着走”的哲学才可以绝对没有流弊。从今以后，我将变成一个外国人崇拜者，但我所崇拜的不是普通的外国人。而是神化了的外国人。
选自《生活导报》第56期，1944年2月20日
扩展阅读
你需要登录才能回应，
还没有帐号？注册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