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负在中国不算一个坏名词，而自大却是例外的——那是脱俗入雅的法门。
“四民”之中，穿短衣的工农，赤臂露腿，率直劳苦，都是些粗野的“俗物”，压根儿无法脱俗的；贸迁有无的是商人，劳务上别有雇用者，本身应该归入于“长裆”一流，暴发以后，玩古董，弄字画，颇有附庸风雅的意思，然而书香盖不了铜臭，纵能脱俗，也不入雅；能够脱于俗而入于雅的，首先得推士——也即现在所说的读书人。脱俗，为的是“未能免俗”，入雅，因为他们毕竟还有一点帮闲凑趣的才情。
这才情又正是自大的底子。
自来名士近官，可见要自大，实际上是还得从“事大”入手的，所以读书人大抵要投靠。权门之有清客，豪家之有篾片，就正是这缘故。下一局棋，做几首诗，评骘书画，月旦时人，看机会给主子捧两句场，虽然肉麻，却也有趣，是这些“事大”人物奉上的本领；至于临下，却别有一副尊严的脸孔——这时候他可要自大了——轻转眼珠，慢摇身躯，说声“不的”，便已扫荡无余。因为他记起了自己的风雅的才情，读书人的身分。用这来洗去刚才的肉麻。
下人们怎能不佩服呢？我想，古往今来，许多薄负时誉的名士，就正是这样垫搭起来，脱俗入雅的。
晋朝的嵇康和阮籍，都是脾气很大的人物，有人以为也含有自大的影子，这其实是冤枉的。不错，嵇康动不动就要和朋友绝交，阮籍呢，一不小心，他就会藏起乌珠，送过眼白来，实在令人不好受。但他们其实是“过着孤僻的生活的作家”，虽自大而并不“事大”，永远被摒弃于风雅的门外，只落得一个“狂”字终身的。而且前者还因此送了命。
倘要用一个名词来概括这两个人的脾气，那也许就是自负吧，然而仿佛又并不是。
我应该怎样说法呢？或者，……不说也罢。总之，像嵇康和阮籍那样的文人，现在是并不很多的，倘有，也必须加以珍视。因为在上海，多的还是自大而又“事大”的脚色。干脆去卖身投靠的且不说吧，明知卖身之可耻，却因自大而不能不求“事大”的人们，也总在探头探脑地跑近“桥”边去，一个倒葱，于是乎落了“水”。
看，现在他们很文雅地游过去了。
10月26夜
选自《识小录》初版本，1947年12月，上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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