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敲开了悲多芬家里的门。
“他不肯接见你的，”一个女佣站在门槛上为难地说，“他任谁都不肯接见。他厌恶别人去打扰他，他要的是孤独和安静……”
但是这个好心肠的女人经不住客人的苦苦要求，捏弄着她的围裙答应去试试看。不过她说：“答应我，你们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决定去留。”
她带领来客到悲多芬工作的屋子，在那里最惹人注目的是两只对放的大钢琴。女佣在一旁指点着说：
“在这只钢琴上他工作，在那只琴上他经常弹奏。别以为这房间杂乱无章，我曾经想收拾一下，后来发觉那是徒然的。他不喜欢我整理房间，就算整理好了，两分钟内就会弄得零乱不堪。过去那一边是他的厨房，他自己做东西吃，吃得这样简单随便，也不让我帮他一点忙。可怜他几乎完全聋了，又常常不舒服，什么声音他都听不清楚，看看真教人难受。还有他那个流氓一样的侄子，一天到晚来麻烦他。——瞧，他下来了，我希望他不会责怪我。”
沉重的脚步声踏在楼梯上清晰可闻。到第二层的时候，他稍稍停留。随后他走进门来了。一个躯体五尺左右的人，两肩极宽阔，仿佛要挑起整个生命的重荷及命运的担子，而他给人明显的印象就是他能担负得起。
这一天他身上的衣服是淡蓝色的，胸前的钮扣作黄色，里面一件纯白的背心，所有这些看上去都已经显得十分陈旧，甚至是不整洁的。上衣的背后似乎还拖着什么东西，据女佣解释，那拖在衣服后面的是一具助听器，可是早已失去效用了。
他无视于屋内的人，一径走向那只巨熊一样蹲伏着的大钢琴旁边，于是习惯地坐下来，拿起一管笔，人们可以看见他那只有力的大手。
客人带着好像敬畏又好像怜惜的神情，默不作声的望着他。他的脸上呈现出一个悲剧。一张涵蓄了许多愁苦和力量的脸。火一样蓬勃的头发，盖在他的头上，好像有生以来从未梳栉过。深邃的眼睛略带灰色，有一种凝重不可逼视的光；长而笨重的鼻子下一张紧闭的嘴，衬着略带方形的下颔，整个描绘出坚韧无比的生的意志。
女佣略一踌躇后，走上前去引起他的注意，可是他的表情是不耐烦的。
“什么？又是怎么了？”他大声说。接下去倒像在自言自语：“倒楣，今天！哦，今天我碰到的是那些孩子，对我嘲笑，捉弄我，模仿我的样子。”
女佣向客人指了指。
悲多芬说：“谁？那是谁？”
他又粗着嗓子喊：“你们说的声音大些，我是个聋子。”
客人小心翼翼递过去一张字条。悲多芬戴上眼镜，专注地凝望了一会：“好，你们竟敢到兽穴里来抓老狮的毛，”他说，虽然严肃，但脸上浮现善良的微笑，“你们很勇敢……可是你们不容易了解我，也很难使我听懂你们的话。过来坐在我旁边，你们知道我听不见的。”
他敲敲自己的耳朵，随手拿过来一张纸一支铅笔给客人。
客人在纸上写着：“我们要知道你的生平，把你的消息带给万千大众，使他们了解你真实的好灵魂。”
看了这几句话，一滴泪在大音乐家眼里闪光。他喃喃地如同独语：“我的好灵魂！人家都当我是个厌世者，你们怎么会想到这个！在这里我孤零的坐着，写我的音符——我将永远听不见音乐，但是在我心里发出的回响，较任何乐器上演奏的都美。我有时不免叹息，我真软弱……一个音乐家最大的悲剧是丧失了听觉。”
悲多芬神往地说：
“一个人到田野去，有时候我想一株树也比一个人好……”
他接着说：
“你可能想到我——一座峰岭已倒落了的火山，头颅在熔岩内燃烧，拚命巴望挣扎出来？”
悲多芬激动而又沉郁的情绪深深感染了来访者，客人不断写下笔记。
命运加在悲多芬身上的不幸是将他灵魂锁闭在磐石一样密不通风的”耳聋”之中。这犹如一座永无天日的幽囚的小室，牢牢的困住了他。不过反过来在另一方面，“聋”虽然带来了无可比拟的不幸和烦忧，却也带来了与人世的喧嚣所隔绝的安静。他诚然孤独，可是有“永恒”为伴。
悲多芬留客人在他屋子里吃简便的晚餐。在晚餐桌上说起他往昔的许多故事，包括他在童年时跟海登和巴哈学习时的生活，包括他为了糊口指挥乡村音乐队的生活……请看一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那本大书里流着一条大河，那条大河就是从悲多芬身上流出来，并且加以引伸开广的。
悲多芬向他的客人叙述最后一次出席指挥音乐会。那次节目是Fidelio。当他站在台上按着节拍指挥时，听众的脸上都有一种奇怪的表情，可是谁也不忍告诉他。演奏告终，全场掌声雷动。悲多芬什么也听不见，很久很久背身站在指挥台上，直到一个女孩拉着他的手向观众答谢时，他才缓缓地转过身来。原来他完全聋了！他永远不能担任指挥了！
悲多芬对客人大声地说：“听我心里的音乐！你不知道我心里的感觉！一个乐队只能奏出我在一分钟里希望写出的音乐！”
选自《文艺春秋副刊》，1947年2月15日第1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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