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诗人，自古是爱闲的。“静扫空房惟独坐”，“日高窗下枕书眠”，这是闲居；“相与缘江拾明月”，“晚山秋树独徘徊”，这是闲游；“大瓢贮月归春瓮”，“飞遥闻豆蔻香”，“林间扫石安棋局”，“短裁孤竹理云韶”，这是闲消遣。如果他们忙起来，他们也要忙里偷闲；他们是“有愧野人能自在”，所以他们忙极的时候也要“闲寻鸥鸟暂忘机”。
但是，中国的俗谚却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凡是愿意兴家立业的人都不肯“游手好闲”。表面看来，这和诗人们的思想是矛盾的。诗人们的思想似乎是出世的，是仙佛的一派；而社会上的老成人却是入世的，是圣贤的一派。圣贤可学，仙佛不可学，所以我们不应该爱闲，因为爱闲就是“好闲”，“好闲”就非“游手”不可，而“游手”就有没有饭吃的危险。其实，这只是一种很粗的看法。如果闲得其道，非特无损，而且有益。我们可以说，常人不可以“好闲”，而圣贤却可以“爱闲”。
先说，一国的元首就应该闲。垂拱而治，是中国人所认为郅治的世界。身当天下的大任的人也应该闲，在军书旁午的时候，诸葛亮仍旧是纶巾羽扇，谢安仍旧是游墅围棋，这种闲情逸致才能养成他们那临事不惊的本领。爱闲和工作紧张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惟有精神不紧张的人，工作紧张起来才有更大的效力；否则越忙越乱，越会把事情弄糟了的。
做地方官的人也应该有相当的闲暇，如果你不能闲，不是你毫无办事能力，就是你为刮地皮而忙。“日晚爱行深竹里，月明多上小楼头”，白乐天并没有因为爱闲而减少了民众的好感；“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苏东坡并没有因为爱闲而妨害了邑宰的去思。王禹诗里说：“日长何计到黄昏，郡僻官闲画掩门”，现在却是郡越僻而官越忙，因为“天高皇帝远”，正是刮地皮的好机会。天天嘴里嚷着：“忙呀！忙呀！”天晓得他是否为苞苴而忙，为掊克而忙，抑或是为逢迎上司，应酬土豪劣绅而忙！
至于文人，就更不能忙，更不应该忙。三都赋十稔而成，并不是天天忙着写那赋，而是闲着在那里等候，灵感来时才写上一段。忙起来根本就没有灵感！非但八叉手不是忙，连九回肠也不算是忙。当你聚精会神地去推敲一篇文章的时候，只像聚精会神地下一盘棋，是闲中取乐，不应该把它当做尘樊的束缚。如果你觉得是忙着做文章，那藐子之神会即刻离开了你。但是，不幸得很，那些卖文为活的文人却不能不忙着做文章；尤其是在“文价”的指数和物价的指数相差十余倍的今日，更不能不搜索枯肠，努力多写几个字。在战前，我有一个朋友卖文还债，结果是因忙致病，因病身亡。在这抗战期间，更有不少文人因为“挤”文章而呕尽心血，忙到牺牲了睡眠，以至于牺牲了性命。忙死了也得不到代价，因为越忙越是粗制滥造，写不出好文章。不信请看我这一篇，我虽不是卖文为活，然而它也是在百忙中“挤”出来的。
“穷”“忙”二字是有连带关系的。抗战以来，谋生困难，多少原来清闲的人变了极忙的人！事情多了几倍，我们都变了负山的蚊子；白昼的差事加上了夜间的职务，我们又都变了“为谁辛苦”的蜜蜂。回想当年，真是不胜今昔之感！古人说，不是闲人不知闲中之乐；现在我说，昔闲今忙的人更能了解闲中之乐。譬如巨富变了赤贫，回想当年的繁华，更悼念乐园的丧失。当年是“溪头尽日看红叶”，现在是“灶下终年做黑奴”；当年是“一部清商一壶酒”，现在是“一堆钞票一天粮”。当年我们尽有闲工夫读遍千部书，现在我们竟没有闲工夫吃完一碗饭！
本来，在这个大时代，我们有更大的希望在前头，自然应该牺牲了我们的闲暇。不过，悠游卒岁的人仍不在少数，这就形成了我们的不平。古人说“不患贫而患不均”，现在我们说“不患忙而患不均”。如果有法子处理那些不劳而获的钱财，使人人自食其力，我相信许多人都用不着像现在这样忙。
选自1944年4月9日昆明《中央日报·星期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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