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诗人,自古是爱闲的。“静扫空房惟独坐”,“日高窗下枕书眠”,这是闲居;“相与缘江拾明月”,“晚山秋树独徘徊”,这是闲游;“大瓢贮月归春瓮”,“飞遥闻豆蔻香”,“林间扫石安棋局”,“短裁孤竹理云韶”,这是闲消遣。如果他们忙起来,他们也要忙里偷闲;他们是“有愧野人能自在”,所以他们忙极的时候也要“闲寻鸥鸟暂忘机”。

但是,中国的俗谚却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凡是愿意兴家立业的人都不肯“游手好闲”。表面看来,这和诗人们的思想是矛盾的。诗人们的思想似乎是出世的,是仙佛的一派;而社会上的老成人却是入世的,是圣贤的一派。圣贤可学,仙佛不可学,所以我们不应该爱闲,因为爱闲就是“好闲”,“好闲”就非“游手”不可,而“游手”就有没有饭吃的危险。其实,这只是一种很粗的看法。如果闲得其道,非特无损,而且有益。我们可以说,常人不可以“好闲”,而圣贤却可以“爱闲”。

先说,一国的元首就应该闲。垂拱而治,是中国人所认为郅治的世界。身当天下的大任的人也应该闲,在军书旁午的时候,诸葛亮仍旧是纶巾羽扇,谢安仍旧是游墅围棋,这种闲情逸致才能养成他们那临事不惊的本领。爱闲和工作紧张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惟有精神不紧张的人,工作紧张起来才有更大的效力;否则越忙越乱,越会把事情弄糟了的。

做地方官的人也应该有相当的闲暇,如果你不能闲,不是你毫无办事能力,就是你为刮地皮而忙。“日晚爱行深竹里,月明多上小楼头”,白乐天并没有因为爱闲而减少了民众的好感;“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苏东坡并没有因为爱闲而妨害了邑宰的去思。王禹诗里说:“日长何计到黄昏,郡僻官闲画掩门”,现在却是郡越僻而官越忙,因为“天高皇帝远”,正是刮地皮的好机会。天天嘴里嚷着:“忙呀!忙呀!”天晓得他是否为苞苴而忙,为掊克而忙,抑或是为逢迎上司,应酬土豪劣绅而忙!

至于文人,就更不能忙,更不应该忙。三都赋十稔而成,并不是天天忙着写那赋,而是闲着在那里等候,灵感来时才写上一段。忙起来根本就没有灵感!非但八叉手不是忙,连九回肠也不算是忙。当你聚精会神地去推敲一篇文章的时候,只像聚精会神地下一盘棋,是闲中取乐,不应该把它当做尘樊的束缚。如果你觉得是忙着做文章,那藐子之神会即刻离开了你。但是,不幸得很,那些卖文为活的文人却不能不忙着做文章;尤其是在“文价”的指数和物价的指数相差十余倍的今日,更不能不搜索枯肠,努力多写几个字。在战前,我有一个朋友卖文还债,结果是因忙致病,因病身亡。在这抗战期间,更有不少文人因为“挤”文章而呕尽心血,忙到牺牲了睡眠,以至于牺牲了性命。忙死了也得不到代价,因为越忙越是粗制滥造,写不出好文章。不信请看我这一篇,我虽不是卖文为活,然而它也是在百忙中“挤”出来的。

“穷”“忙”二字是有连带关系的。抗战以来,谋生困难,多少原来清闲的人变了极忙的人!事情多了几倍,我们都变了负山的蚊子;白昼的差事加上了夜间的职务,我们又都变了“为谁辛苦”的蜜蜂。回想当年,真是不胜今昔之感!古人说,不是闲人不知闲中之乐;现在我说,昔闲今忙的人更能了解闲中之乐。譬如巨富变了赤贫,回想当年的繁华,更悼念乐园的丧失。当年是“溪头尽日看红叶”,现在是“灶下终年做黑奴”;当年是“一部清商一壶酒”,现在是“一堆钞票一天粮”。当年我们尽有闲工夫读遍千部书,现在我们竟没有闲工夫吃完一碗饭!

本来,在这个大时代,我们有更大的希望在前头,自然应该牺牲了我们的闲暇。不过,悠游卒岁的人仍不在少数,这就形成了我们的不平。古人说“不患贫而患不均”,现在我们说“不患忙而患不均”。如果有法子处理那些不劳而获的钱财,使人人自食其力,我相信许多人都用不着像现在这样忙。

选自1944年4月9日昆明《中央日报·星期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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