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癖
文/ 韩少功
<1>
妈妈说，父亲理发去了。妈妈说这话的时候是二十多年前。
初秋的一天，天气很热，夏天还晾在金光灿灿的窗户上。我想象那天父亲照例把衣领整理得十分逻辑，与守门人谈了几句关于修理自来水管的活，然后踏着地上老槐树的白色花瓣，从容地朝着阳光迎面闯过去了。
派出所接到了寻人的申报，但一连数天没给任何消息。妈妈便自己去寻找，搜寻一切不怀好意的地方，比方铁轨或水井。我想象她找到了不少陌生的面孔，有的挂着漂亮的耳环，有的嘴里镶了金牙，有的脸上凝固某种对邻居的愤愤不已，但他们都很陌生。那是一个人口在突然减少的季节，不是因为战争，也没有瘟疫，是一场政治风暴袭来——而这场风暴将来终究会被遗忘或误忆。人们兴高采烈地竞相揭发和游行，连我也一样。以至于我父亲去理发的那一天，我居然不在家。我在外面高兴。
看见母亲每天傍晚怏怏地空手归来，父亲单位上好些面孔总浮出一丝胜券在握的微笑，其实，他们在我父亲办公室的抽屉里找到了他的遗书，遗书说他有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他希望家属子女都与他决裂，永远忠于革命等等。他死到临头还那样语词简洁语法严谨标点准确。但那样一张纸，哄得过那些经常做体操又经常吃补药的同事吗？那些我一直称为伯伯阿姨们的面孔，都满脸深刻、机警、大智大慧，竞相把每一声咳嗽都制作得底气十足老成练达和意味无穷。他们轮番来启发我们全家：你父亲的语法课是讲得很好的，他怎么会自杀呢？不不不，他不可能到什么朋友那里去了吗？比方说，在美国或者台湾……
这样启发的时候，伯伯阿姨们总是对我和善地微笑，期待着我热泪盈眶，然后勇敢坦白与父亲的合谋。
妈妈惊恐地叫起来：“不会的，他只拿走了四毛钱，他决不可能叛党叛国……”
“为什么总没找到尸体呢？”
他们一针见血。
尸体便成为了一个问题。没有它，我们就得永远被警觉的目光照顾着，就一天也少不了听那些令我们心虚气短的咳嗽。从门外那些脸色看来，很多人们摩拳擦掌地等待，好戏还在后头。这使我们突然明白：对于我们来说，父亲活着不会比死去更好。妈妈急得太阳穴深深地坍塌下去，哭泣时，鼻涕一丝丝晶亮地被揪甩出来。“人又不是一根针。一根针也可以找到了，哪么这么大一个人就找不到了呢？”
她诅咒父亲：“你好蠢、好蠢呀!你要死，就干干脆脆去死，明明白白地死呵!儿女都小，你莫要糟践他们呀!院子里有井，街上有汽车，哪里不能死呢？……”
我也在偷偷思忖：父亲可千万别还活着呵——虽然这种闪念使我深深惊恐，自觉大逆不道而且残忍。
妈妈的哭泣没有使门外的面孔们释疑。他们仍然沉着地熬补药，乘凉时把蚊虫拍打得叭叭响，且看这妇人如何再表演下去。在我听来，此起彼落的拍打声，似乎是欢呼新生活开始的从容鼓掌。
妈妈开始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寻找计划。她拉上姑姑，早晨带上干粮和水，带上遮挡阳光的蒲扇，两人挽着手出发。我在家里做饭，等待她们回来。在我几乎绝望以后的那一天，妈妈静静地出现在门口，头一昂，眼里闪耀异样的光辉。左邻右舍也闻风涌入我家，挤得椅子吱吱嘎嘎移动。“找到了么？”“找到了么？”妈妈头一扭，根本不理睬这些家伙。姑姑则小心地说，她们在湘江下游十几公里处的地方，访到了一位农妇，农妇说一个多月前岸边曾漂来一具男尸。妈妈与姑姑随着农妇的引导，找到了河滩上一个临时坟堆。一时找不到工具，妈妈就用手指去抠。不过几分钟，妈妈就抠到了一个她所熟悉的衣角，抠出了一张满是泥巴的嘴——我想象，那个男人曾恨恨地把这个世界咬了一口？
“怎么断定就是他呢？”一位阿姨不甘心没有来自美国或台湾的电报。
母亲神色激动地宣布，断什么定?有他的鞋子，有合得上的时间，有当地派出所拍下的照片，还有他的羊毛背心……还有什么屁放吗？他死了!死了!妈妈的鞋子糊满黄尘，成了个泥壳，右边一只鞋已前头开花，露出了大趾头。她用胜利者的眼光盯着那些面孔，看他们如何躲躲闪闪地表示信任表示同情，看他们等候多时之后沮丧而乏味的支支吾吾。妈妈赢了。
大姐哭起来了。
妈妈也嚎哭了。我们有了理直气壮哭泣的权利。我们哭得如释重负安心落意乃至有些兴高采烈，哭声是确证父亲已经死亡的凯旋与庆祝。
但父亲永远不再有了。他消失于1966年9月27日。这就是说，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吃中饭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吃完饭洗碗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洗完碗喝茶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边喝茶边谈论天气或谈论邻居或谈论政治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上厕所或去浴室的时候，他不再有了。在我们的一切时刻，他不再有了。
<2>
父亲是否真正死了，其实我总是疑惑。他不再有了，不再在我面前语法严谨地阐述党报社论以及谴责他自己，但他就不可能在别的一扇窗子后凝望或在远方的一条街道上行走吗？以前他出去讲课，假期下乡支农，都不在我面前的。“不在”为什么就必定是“死去”呢？1988年，我乘船渡海迁居海南岛的时候，1991年我乘机飞离国门，看窗外的大地倾斜着刷刷滑落的时候，还在困惑于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因为害怕和慌乱，当时我应该跟着大人们去河滩上迁坟。那样我可以找到更多的根据，证明陌生河滩上的陌生死者，并非我父亲。派出所提供的照片，只是一个模糊而骇然膨大的肉球，光滑闪亮，除了眼角一条皱纹有点让我眼熟外，那肉球与父亲语法严谨的面容并无多少相似。我大姐还告诉我，死者身上的毛线背心也不大像母亲所为。母亲的针线要粗得多，而且父亲的背心好像不应该是那种麻色，应该是灰色。
是的，我也记得是灰色，灰色的毛线背心到哪里去了？这真有些奇怪。
我仍能嗅到父亲的气息，是他腰腹处一轮轮油脂渗溢出来的湿热，是他腋下汗渍的微酸以及五洲牌药皂的余香——妈妈常要他用这种药皂，防治他的神经性皮炎。这种气息来自那一个晚上，当时我跟着他假期支农后刚刚回家，睡在一只竹床上。我醒了，背上很痒很舒服。我发现他正轻轻抚着我光溜溜的背脊，小心剔着我背上晒脱落了的皮膜，似乎在对妈妈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毛它真是长大了，十三岁的人就能挑一百二十斤红薯了。一百二十斤红薯，我看了秤，真是一百二十斤……”
我惊异万分，父亲居然能像其他人的父亲一样，对我有如此亲昵的举动。他平时为什么总是离我远远的？
他又说：“毛它也懂礼貌多了。那天吃饭，他说老乡的菜烧得身手不凡余味无穷，嘿嘿，余味无穷……”
这是我在农民家吃饭时耍弄初中生的文雅，好容易才憋出来的一句，并无什么幽默和别致。父亲也许觉得儿子的表现未受到旁人的重视，后来转弯抹角一再重提了三次。可惜人们仍没有什么反映，叽叽喳喳说着什么谷子和天气。他大概一直为此事而遗憾。
我仍然闭眼装睡，希望时间慢慢走。我装着不经意地翻身希望时间慢慢地走，我赶着睡意正浓连嘴都忘记合上希望时间慢慢地走。我害怕他略略粗糙的指头，停止——在我背上的抚摸。
他是个谨小慎微的人，甚至连自己的子女也害怕。有次他午睡了，我们几个小把戏愤恨他未能带我们去游泳，悄悄偷走了他的眼镜和烟，在他头上扎了个冲天小辫，辫上挂着草须。他迷迷糊糊醒来也没照镜子，便出门上班去了。他肯定被同事们哄笑，也忍受着没有眼镜和烟的苦难，但他回来只是咕哝两句“没名堂”，便算事情了结。
我还记得，有一天他骑车回家时摔了一跤，右脚被一块破瓷片划了道大口子，血涌如注。路上围了一圈闲人观看。他躺在地上，看见我哥哥挎着书包放学回家，也挤进人群看了看。不知为什么，哥哥没有任何表情和举动，又退出人群自个儿走了。父亲被别人搀着回家，后来向妈妈偷偷说起这事，显得十分伤心。“没名堂，这没天良的，他就自己走了!”
但他仍对我哥哥宠爱有加，尤其对儿子的作文十分得意。与客人谈话，总是处心积虑地要把话题绕到作文这方面来，然后极为谦虚地提到儿子的作文获奖，枉担虚名等等。那时候他大呼大唤地要喝酒。
天灾人祸的那些年，他患水肿病，双脚肿得又白又大，经常气喘吁吁，一坐下去就怎么也站不起来。但他把单位照顾他的一点黄豆、白面，全让给我们小把戏吃。假期还到农村去，手上腿上带着很多虫咬草割的血痕回来之后，屋里也多了一堆堆南瓜和冬瓜。他精疲力尽地躺在一边，微笑着看儿女们回家时的欢呼雀跃。
他常常有些头晕。妈妈便给他买了一个很大的牛肉罐头，但他舍不得吃，说过节时大家一起吃。他把它放在柜子上，像供了一座菩萨，让我们充满幻想和兴奋地把它景仰了两个月。最后，谁也没吃成。家里来了一个贼，把罐头拿走了。妈妈气得火冒三丈，骂过了贼就骂他，骂到恨处，连他哪次掉了几块钱，哪次让邻居占了我家的便宜，连同他出身地主以至满屁股臭屎祸及子孙等等我们还不太懂的事，也一古脑骂将过去。
他坐在门外，默不吭声。
他没有吃饭，走了。后来那半个月内他一下班就街头巷尾去窜，想找回牛肉罐头。真是巧，他居然找到了贼，是派出所提供的线索——贼在另一次偷盗时被抓住了。
当然，罐头早被吃掉，罐头壳也没见了。
他没说什么。他没说过这件事，我是后来从邻居孩子那里知道的。
<3>
也许，那个夏夜里父亲预感到凶运来临，预感到自己将要去理发，将要朝着阳光迎面闯过去，才给我留下了史无前例的抚摸。他照例不会说什么。这已经足够了。这短短的一刻已足使我记住他的气息，足够令我凭借这种气息去寻找灰色的毛线背心。他知道他的毛它能挑一百二十斤重的红薯了，他看过秤的。他知道我是他的儿子，我已长大成人。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忘却了他，儿子还是能找到他的。他对此完全胸有成竹。
我找出各种借口出门去，比方去看游行什么的。我狗一般地四处乱窜，有时在长沙的某条街上接连着来回一二十趟，却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当然，我怕见到同学、怕见到任何熟人，专拣偏僻的小街小巷窜，从热闹街市一拐进偏僻小巷就如笼鸟归山心花怒放。一个自杀或逃亡的父亲是一种要命的耻辱。那时候血统论正时兴，学校里已通告唯革命子弟可走正门，反动子弟只能跳窗子或钻墙洞、滚他妈的蛋。
我寻找父亲说过的一个小屋。他说他到过那里，小屋的前面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有一个葡萄架，葡萄架下有竹子做的桌椅。还记得他说过小屋是用石头垒起来的，一进大门就可以看见墙上一只装酒的大葫芦，还有从墙基里挤进来的粗大树根，书橱上则摆着一只嘴巴特别大的陶塑猪娃。他说那简直是神仙的去处，他真想一辈子都住在那里。他现在是不是隐居到那个小屋里去了？该到哪里去寻找它？
我只能躲躲藏藏地寻找。我有时觉得自己被一双隐藏着的眼睛盯着，甚至感到父亲的气息就弥漫在某个门厅、或某个街角。这就是说，他来过这里，或者刚才还在这里。只是我猛一回头，他就必定闪身离开。有一天在轮渡码头，我无意中发现人海中有条身影极像他，也是花白的鬓发。我跑过去，但花白的鬓发一头扎进了公共汽车。
是他!但我应该喊他吗？应该喊他爸爸吗？我稍一犹豫，汽车就惊慌地开走了。
“您看清刚才喝茶的那个人了么？”我问一个摆菜刀的老汉，“他穿着什么样的鞋？”
老汉缓缓地仰起头来，黑洞洞的嘴巴大张却迟迟未发出声音。他的牙齿稀疏，牙缝宽松而空洞，残牙像几根黑锈斑驳的小铁钉。
“您看清刚才喝茶的那个人了吗？”
“河里涨水哩，伢子。”
我不明日他的意思。
“河里涨水啦，晓得么？”他意味深长地盯了我一眼，缓缓落下宽大的眼皮。
也许这是一句永难测解的谜语。他是洞悉我父亲一切的，只是冷冷地不愿告诉我。
我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她惊愕地拉长脸，“哪么可能？诳讲。你爸爸只怕已经骨头化水了。他是吾一把泥一把沙从河滩上抠出来的，吾眼睛瞎了么？”
“那么，灰色的毛线背心呢？”
“背心？”
“灰色的毛线背心呢？”我像当初伯伯阿姨们那样稳操胜券，把她一语问祝
河里涨水啦。她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问多了，她还对我的固执有些烦恼，直催我赶快去睡觉，她说可能是麻色的，也可能是灰色的，她都被我们弄糊涂了。不过这根本不要紧。要紧的是赶快扎鞋底，我的一只鞋已经掉了跟，以后家里不会有什么钱来买鞋了。
<4>
父亲离家后，妈妈特别热心做鞋，扎的鞋底也特别硬，一双一双我们根本穿不过来。她把细线搓成粗线，常叫我帮忙牵牵线头。她用米汤糊裱鞋面，剪下的黑色挂面晒在窗台上，像停栖着许多乌鸦。她毫不自疑地这么干下去。
睡觉前，她常有的仪式就是把衣袋里所有的小硬币都搜索出来，几个一叠几个一叠地排列在桌上，宣布它们明日各自的重任：“这是买豆腐的；这是买小菜的；这是买火柴的……”(但几年后有一次我仍然发现她怀里竟揣着一扎两千多元的钞票!也不知道那些钱是如何来的。)
为了省钱，我们做菜时多放盐少放油。我们退了一间房。我取代父亲的位置，与妈妈同睡一床。我曾经在小说《女女女》中提到过，我很懂事地把妈妈的脚抱得紧紧的。她的脚干缩，清凉，像两块干冬笋，大趾头被鞋子压迫得向横里钻去，前侧骨便奇特地向外凸突了许多。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追着这双脚打转转，有次顺着它仰头向上看去，还看见她裤子上一块暗红色的血迹，后来才知道那是女人的月经。我不知道，这种回忆是让我恶心还是让我同情，也不知道为什么儿子决不愿意把母亲当着一个普通女人来想象——比方说，一个有月经有性爱有过花前月下眉来眼去的女人。儿子也不愿意把父亲当着一个普通男人甚至一个卑俗的男人来想象，比方想象他拉屎拉尿，想象他对某位理发女郎暗生淫念，想象他大祸临头时见死不救只顾自己逃命，想象他为了讨上司一个好脸色不惜摧眉折腰而出卖自己的某位朋友……而这一切都可能是真的。经验总是残酷地告诉我们这些可能是真的。尤其几年来父亲与母亲多了许多鬼鬼祟祟的嘀咕之后，我朦胧感觉他们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东西。但他们仍然是我的父母，我没法不爱他们。我没法不爱他们尽管他们曾经拉屎拉尿暗生淫念见死不救摧眉折腰，我没法不爱他们尽管他们卑俗我也卑俗我的后代也可能卑俗但我没法不爱他们，我的亲人。我把妈妈的脚紧紧抱住，让这两块清凉的干冬笋在我胸口慢慢温暖起来。我还想把住父亲的脚，但我只能搂来虚空。
我渐渐听到了妈妈的鼾声。我从未听过妈妈打鼾，甚至以为女人都美丽得不会有鼾声的。妈妈的鼾声居然很粗，呼噜呼噜响亮，有点安心落意的轻松和放肆，使我大失所望。
我睡不着，一次次被时钟敲打声抛弃在清醒之中。我等待家里那张空空的藤椅发出咯嘎的响声，那是不是父亲显现的迹象？——父亲以前经常坐这张藤椅的。
除了藤椅无端发声，家里这些天来还有不少其它异兆。有天夜里，厨柜里哗啦一声惊天动地，妈妈去看，是父亲以前吃饭的那只蓝花釉瓷碗无端破裂了。上边的碗未破，下边的碗未破，独独是这只破了。而且破得十分彻底，炸裂成一堆碎片。这是什么意思?
我还不无恐惧地渴望某种电话铃声。宿舍楼道里有公用电话，昨天我去接过一次电话，话筒里传出一缕一缕沙哑的吼声，完全听不清楚，你完全可以想象这电话，这话筒里透出的逼人寒气，是来自地府阴间。我吓了一跳。事后看门的阿姨说，可能是电话局出了毛玻为什么其他人用这个电话机时却完好如常？为什么阿姨说过这话以后就神色慌乱地去掩门？是的。我不会轻易受骗的。我相信，嘶哑的吼声是一个人想同我说话又怕我辨出他的声音，才故意那么发音的。我相信他还会再一次来找我。
<5>
我又隐隐嗅到了某种气息，是一个人腰腹处的温热以及五洲牌药皂的余香。
“哪么还没睡?”妈妈发现我翻身。
我说有点热。
她叫我去洗个脸，或者把被子踢松些。
我去公共卫生间里洗了个澡，不经意地将半盆水朝灰墙上泼去。突然，回首之间，似乎是我惊叫了一声，这叫声颤抖而尖锐，把我体内的一切都抽空而去。
墙上有一片暗色的水渍，形状完全是父亲正面的剪影，只是头发长了些。
他来了。终于来了。
他默不作声，在等待我的呼唤。我却完全呆了，几个月来“爸爸”这个词已完全生疏，僵硬的口舌似乎已经不习惯把它弹送出去或挤压出来。我只是下意识地搂裤子。
水渍被灰墙慢慢地吸干了，蒸发了，消褪了。竟没有一点声音。
墙上重新现出“此处禁止小便”的告示。
父亲失望而去，以至我还来不及跟他说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此处禁止小便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此处禁止小便我曾经害怕他活着我现在害怕他死去我只能空张着嘴。此处禁止小便这条告示消灭了我13岁那年的一切语言。
后来我下乡，读大学，从湖南到海南，见到了很多很多人，但不知他在哪里。积攒多年但无法说出的话，现在已开始在我心中腐灭。我很惭愧地承认，我已经没有信心寻找了，对他的记忆已开始模糊和空洞。除了他留下来两张发黄的照片，两张小胶片未能打捞起来的一切正在流失无踪。我努努力，也只能记起他战争年代参加过国民党，后来也追随共产党，后来一直作教师，被儿女偷偷扎过一次小辫，划破过一次脚等等，如此而已。对一个人来说，这种被忘却不就是真正的死亡么?这当然没什么。我们不是已经忘却了几十代几百代但仍然在抽烟喝酒或谈情说爱么？或许他的身体还努力在人世间留下痕迹，比方说力图把眼睛传给儿子，下巴传给女儿，某条鼻子或某对难看的短腿传给外孙女。但遗传把他的身体特征分解了，不过两三代，便会使它们完全消融，融进茫茫人海，人会让它们比记忆活得更长久。 比方说，随着我侄女突然因巧克力而吃胖，她那条我父亲下巴所特有的曲线，顷刻便不知去向。世界上有这么多巧克力工厂，它们每天都埋葬着多少亡人体态的残迹。
<6>
但我们家的某些异象总是尾随着我们。从父亲那只蓝花釉瓷碗开始，我家总是有瓷碗无端炸裂，就像厨柜里一次又一次偷偷摸摸的鲜花绽开、堕下纷纷的花瓣，庆祝母亲的生日，或祝贺我的小说完成。这实在有些奇怪。我迁居海南之后，爆炸力又从厨柜向整个房子辐射，灯泡、镜子、窗户玻璃、热水瓶等等都曾无端炸裂、炸出奇妙的裂纹或灿烂的碎片。尤其是灯泡，有时买上十个回来不到两个月就炸完了。有人说是灯泡质量不好，或者是电压不稳定。这完全不对，为什么邻居家几乎就不买灯泡？而且镜子的菊花状裂纹与电压有什么关系?
日子一长，我们对这场防不胜防和绵延不绝的炸裂，也慢慢适应了、麻木了。有时妈妈扫地时未发现什么碎片，还会很奇怪：
“咦？哪么这个月没什么动静?”
妈妈老了，已经扎不动鞋底了，而且儿女都有了称心的工作，无须母亲做鞋了。因为父亲的冤案平反，政府每月发来抚恤金，1988年还发还当年父亲吓得上交给国家的私房。但她似乎总不能明白钱是怎么回事。
她穿着瘦塌塌的破布鞋出门。我告诉她，柜子里有新的，换哪一双都好。穿成这样像个叫花子，人家还以为我们虐待老人。她认真地听着，微笑着，深明大义地使劲点头，但来我们一转身，又十分机灵迅速地把旧鞋穿上，一举获胜地走出门去。
有时，她也公开反抗，噘起嘴尖，“吾就是喜欢这一双，你们买的那些鞋，打脚，痛死人。你们不晓得。”其实，那些鞋都是她自己要买的，也都试过的夸过的。现在她可以全不认帐。
她对我们买米买盐之外的任何开销，对我们购置任何新的用具，几乎都怀有不满和挑剔，总是谴责媳妇大手大脚——虽然有时明知是儿子干的。尤其是对一些有很多键钮或外文字母的家用电器，她总是有种偷偷对着干的劲头。买来彩色电视机后，她好几年还经常 鄙弃地收缩着鼻子，说它根本不如黑白电视好看，比如血红得太可怕；或者将屏幕上某位漂亮女郎的年龄无端夸大二三十岁，对她的“老”来俏“哼哼”一番。
她开过冰箱后总是不掩门。有了燃化气灶具后，她停火常常不关紧气阀，让煤气弥漫到客厅里来。她说她忘了，或者含含糊糊说那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
她当然更不愿意坐车，去我哥哥所在的学校走走，或去大菜场买菜，她出门时就用眼角的余光暗暗提防着你，若你想为她叫上一辆机动三轮车，她一见大势不好，便拔腿起跑，似乎儿女叫来的不是司机而是杀手。七十来岁的老人跑起来步子碎密，踉踉跄跄，但居然有青年慢跑时的轻盈。
“司机总是骗钱!鬼名堂多!”她为走路而辩护。其实，有一次我发现本应该是一元钱的车资，她横蛮地只给司机八角，并说钱都买灯泡用光了。司机对老太婆也哭笑不得。
但唯有一样东西，她总是催我们去买——她的鞋。她时而想要胶鞋，时而想念棉鞋，时而打听一种鞋面是深色平绒布的布鞋。套鞋有两双，她好像忘了，皱着眉头问：“这下雨天穿什么？”我提醒她，让她参观床下、箱里和柜中那些根本还没穿过的鞋，她哦了一声，斥责自己记忆力的衰退。临到我出差，她又吞吞吐吐地要给我钱，“你到广州，吾什么也不要，你只去看看那种面子是平线，不要系带子的布鞋有没有。人家说只有广州才有这种鞋，也不贵，两块多钱一双。”
她不知道，那种鞋的价格已涨过好几轮了，最重要的是，这种鞋大部分的商店都有，她的箱子里也有。
夏日的一天，她想做点腌酸菜。腌坛照例无端地炸裂绽开，腌大蒜什么的倾翻在地，带着白色浮膜的腌水流了一线，往楼梯下滴。她失足坐在地上，挫伤了盆骨，不便出门了。我找些书刊来给她解闷，其中有一本关于她老家的《澧州史录》。但她只爱读《水浒》，合上书便惊喜赞叹武松或鲁智深的勇武。至于其它的书，她有时也一捧半天，但你若细看，便发现她根本不翻页，或者眼睛已经闭上。
我倒翻了翻这本野史，发现卷四中记载了一件奇事：清朝乾嘉年间，澧州洪山嘴发生过一次民变，土民一齐发癫，披头散发，狂奔乱跑，男女裸舞三日，皆自称皇上或皇亲，被称之为“乡癫”。后朝廷令两江、湖广总督率军剿办，统领额勒登保带兵攻占洪山嘴，斩刘四狗等十四人，断癫匪六百余人之双足以示惩戒……我吃了一惊。六百多双脚，血糊糊堆起来也是一座山吧?我在地图上寻找洪山嘴，发现它与我老家相距不过百里。我十分想知道，断足的男人中，是否有一个或几个就是我的祖先？而母亲奇特的鞋癖，是否循着某种遗传，就来自几百年前那些大刀砍下来的人脚？
我问妈妈听到过这些事没有。她摇摇头：“没有。诳讲。没有的事。”
她回忆起老家，讲得最多的只是发水灾。她说一破了垸子，人都逃到堤上。堤上到处是被水淹昏了头的蛇，也不咬人，大多盘成一饼动也不动。人与蛇差不多就紧挨着睡……
那么，妈妈的鞋癖到底是怎么来的？它与六百双人脚真的没有任何关系吗？我为此请教过一位心理学家，他当时兴致勃勃正盯着我妻最先端上桌的团鱼汤，也只是嗯嗯呵呵了一阵。
人真是最说不清楚的。
<7>
那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搬出了机关宿舍，家里的瓷碗就不会炸裂了。妈妈急着想搬。她想让我进工厂当学徒，总是去求一位老邻居帮忙。但那时很多工厂停工，而我的年龄又太小…
妈妈横下心来，决意带我去找一个最贫贱的角落，去农村。我二姐就在很远的一个国营农场里，这使我很高兴。我也想远远离开同学，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一切。
在长沙的家终于要结束了。哥哥请假回来帮忙。他学业成绩极好，但当时只能进一所半农半读的杂牌大学，手掌磨得粗粗的。他帮着母亲卖掉了几乎所有的家具，包括父亲的藤椅。空空的藤椅破旧了，色泽晦暗，扶手处还缠了点旧布条，样子显得有些可怜。它依然顽强地咯嘎响了一声，使旧货行的老板有点吃惊，问是怎么回事。哥哥说大概是滕条受压后的复位所致。老板这才迟迟疑疑地收下了它，把它搬到店堂里边，与那些不知来自何处的旧衣柜旧梳妆台旧书桌旧麻将桌旧挑箱旧马桶旧炭盆架放在一起，把它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旧货家族。它形单影只，而且很快被一座气焰骄横的太师椅骑压着。它咯嘎咯嘎的声音，再也不会有谁倾听了。我最后一次回头把它遥望时心里这样想。
哥哥挑起又笨又大的一口箱子和一个背包，送我们上火车。是夜里，是最廉价的闷罐子车，车上挤满了农民的吵闹和臭哄哄的猪。所谓厕所只是车厢角里的一只尿桶。哥哥怕我们挤不过人家，临时又决定送我们去衡阳。在那里我们半夜下车吃了面条，妈妈叫哥哥回去。哥哥看了看漆黑的天空，说再送你们到冷水滩吧。于是我们又默默坐上火车，听窗外车轮咣咣的夜。我与哥哥紧挨着，以前我与他总是同睡一床，常常躲在被子里偷吃东西，或者我咯咯咯地大笑着被他逗弄小鸡鸡。但那天夜里我们都说着成年人的话。还不算成年的他嘱咐我高中的数理化是至少也要自学完的，还不算成年的他交代我下田干活一定要带上草帽防晒，下河游泳要防止脚抽筋，还不算成年的他又问我现在想不想吃鸡蛋。哥，我不想。我感觉到他的肩膀坚实而厚重，而且从背影看去，他特别像我的父亲。我有点想哭。
我与妈妈又上了汽车，离家越来越远。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在很多同学正在向北京等大城市“大串连”的时候，我正在向乡下逃去，然而也有远行的快乐和自豪，不会比同学们少点什么。我用哲学家的眼光看汽车在叠岭重峰间爬行，我用诗人的眼光观赏着大块大块的绿色在车窗外起伏翻腾，我气壮山河地环视越来越荒凉的土地，看我的未来。有时一片绿浪迎面扑来，车厢里就顿时暗去许多。沿公路还有很多山峰的断面，大多为赭红色，暴露出岩层各种险峻的曲线，供乘客们心惊肉跳地一瞥。千万年前造山运动的雄壮，被时光滤去了一切声响，只留下这些血色伤口，留下岩层最后挣扎最后绝望时的姿态以昭示神谕。前面一亮，车又出了一个山口。云雾涌进了车厢。乘客的头发和胡须都挂上了小水珠。可以看见云雾从对面山顶滔滔地漫过来，填注黑色山谷，将山脊慢慢地揉洗。
我逃避了城市真是高兴。我逃避了伯伯阿姨们机警深刻的面孔真是高兴。我逃避了向着高音喇叭一个劲激动、欢呼甚至流泪的同学们真是高兴。我逃避了每天早上争着洗马桶而每天晚上一排排晒咸鱼般在街旁卧竹床乘凉的市民真是高兴。我逃避了街头的讨价还价店里的苍蝇宾馆门前凶狠的守门人医院里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以及我家对面那扇永远没有开过的窗户真是高兴。我高兴地哼起了一首歌，是一首关于大山、篝火、农垦青年们的歌，是二姐教给我唱的。她就是奔这支职离家而去的。
很少看见人，有时偶尔俯看到车轮旁的悬崖之下，远远出现了一间黑黑的木楼，出现了楼边一个小红点——也许是一位穿红衣的女仔——那都是可以令乘客精神一振的时刻。就是说，乘客们由此可知又回到了人间，由此可体会出自己的安全。
前窗出现了一只晃动的影子，是麂子。“碾死它!”“碾死它!”乘客们杀机勃露狂叫起来。这里的乘客越来越多异乡的口音。
当周围的口音越来越异生以至完全难懂的时候，我们就到了目的地——一个靠近广西边境的农常一路还算顺利，妈妈在车上只吐了一次，有位警察给了她药片。但她精神还是很好，几乎不要吃也不要喝。
二姐出现了，脸又黑又黄，眼里闪着泪光。她扶着妈妈出门去谈，又忙着同另外的什么人去谈。总之我很少看见她的身影。我无所事事，找屋檐下一条黑狗玩了一阵，把路上没吃完的干馒头喂给了它。然后，遵照二姐的吩咐，我跟着两个陌生的大姐去拔萝卜秧子。那里也没有人与我说话，两位姑娘心事重重地蹲在地的那一头嘀咕着她们的什么事。透过朦胧雨雾，我只看见两块遮雨的白色化纤膜下，两座圆大的屁股朝这边撅着。在我满怀豪情体会着这第一次劳动的深远意义的时候，两座圆大的屁股朝这边撅着。
我回家时两手泥水，兴冲冲地找肥皂洗手。妈妈说：
“快点洗。我们就回去。”
我很吃惊。为什么要回去？
妈妈与姐姐都没有说话。
我觉得土地冰凉，凉气通过我的赤脚，一直升上来，直贯我的头顶天门。
多年以后，二姐才向我回忆她当时的一切。我怎么那样蠢呢？她笑着说：当时农场领导要我决裂，我就相信应该决裂，我觉得不能接纳妈妈在这里……说这话的时候是1984年，我和她回到了这个已荒废多时的农场，重访黄泥小屋。同行还有一位朋友，他现在边做家具生意边写些极好的诗，但写完就撕掉，从不发表。那天碰巧也在下雨。眼前还是十多年前嘀嘀嗒嗒的屋檐水以及满地坪的泥浆。只是人面不知何处去，燕子仍在雨中飘滑，有位守着空房子的陌生汉子正把一个木箱敲打得叭叭震响，像在对地坪边盛开的一树桃花作愤怒抗议。不知他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就回去。”
我猛然回头，身后空空的没有人。是妈妈在十多年前发出的声音：“我们就回去。”
“爸爸说过，我已经能挑一百二十斤重的红薯了，他看过秤的。”
“你们还是回去吧。”
“我当一个农民的资格也没有么？”
“弟弟，不要说了。”
二姐咬咬嘴唇已先出了门，看来，再说下去她也会哭出声。
雨更大些了，泥路很烂。我回忆那时我总是寻着拖拉机的车辙探步，但一脚滑下去，胶鞋还是成了泥鞋。我回忆那时雨水直往我领口里钻，我想让二姐接一肩，等我脱了鞋袜、挽卷裤脚以后，我再来挑行李，我转过头去，突然间完全呆了，身后没有人!
她没有来送我们。
几丈开外的屋檐下，有几个人影朝这边张望，大概在犹豫该不该来送一下。我依稀看见姐姐低下头，转过身去，朝猪场那边走过去了。我依稀看见她缀满补丁的肩头在微微颤抖。而余下那些人还在朝这边张望。
我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来，屋影和树影全被浓浓的雨雾漂洗着，洗出一个乳白色的日子。不，只是半个日子，落在我们千里奔赴的终点。
乳白色的半个日子里出现了一星小黑影，愈来愈大，不断地跳跃。我看清了，是我刚才用干馒头喂过的那条狗。它停住，对我有凝视的一瞬，眼睛向我透出朋友般的温柔与安慰，摇着短得十分难看的尾巴向我告别。它猛一窜，在空中划出一道黑色的弧线，越过了一条水沟，很快超越了我们，朝前面钻去，好像要为我们向导。它的耳朵可怜地耷拉着，皮毛已经湿了，全身像一束闪闪发亮的黑缎子。它不时停下来把身子使劲地抖一抖，摇落得水花四 溅，再继续前行。
我毫无理由地大哭起来，似乎是为这条狗，为它义重如山的送行。我哭自己刚才竟舍不得用更多的干馒头喂它，哭自己临行前竟忘了向它告别，哭它刚才差点被一个陌生小伙子打了一棍，哭它在这遥远的边地孤独着而且尾巴短得那么难看……我的泪水和着雨水往下流。我知道这雨水都是我的泪水，隆隆雷声都是我的嚎啕。
我哭得毫不知羞耻。
现在，我不知道这条短尾巴黑狗在哪里，是否还活着？如果死了，葬在什么地方？我永远怀念着它。如果我今后还有哭泣的话，我得说，我的所有泪水都为它而流，我的所有哭泣才成为哭泣。
<8>
天黑时分我们返回了县城，寻到了早晨我们离开的那个小旅店，住了下来。有很多蚊子，又停电，妈妈的一只鞋已被石块扎破了，她在油灯下哀伤地自言自语：“鞋呵鞋，你哪么能叫作鞋呢？这么不经事，你只应该叫作一个套子，一个袋子呵……”
我想起了什么，“妈妈，明天我们到哪里去？”
她也在想，是呵，到哪里去？
年纪尚小的大姐与哥哥都是学生；姑姑无家，住在工厂集体宿舍里；而其他亲戚不是自己在遭难就是不再来信了……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一个劲地想着。
窗外的夜十分静。远方的那个城市里，我们已经没有了户口、房子、学籍以及爸爸的藤椅，几乎一切都没有了，那座城市已与我们没有关系——虽然我们可能习惯性地往那里投奔。因此，我们现在是断了锚的船，突然自由了，可以驶向大海的任何一个方向。自由降临得如此之快，新的日子已经在无比的轻松宽适中开始，这是我突然明白了的现实。
我还很快醒悟，妈妈是何等的睿智，她偷偷摸摸做了那么多鞋，是因为她早就明察秋毫地预知了今后的一切。她知道父亲的消失，将使我们要走很多很多的路，唯鞋子可以救助我们，可以启示我们。
难怪她眼下如此平静——还坐在床边整理和教诲着她的鞋，“唉，你只应该叫作一个套子，一个袋子呵……”
我脑子里空空洞洞，悄悄走出了门。圆满银月已经从云里露出来，显得特别迫近。不知名的铁色群山浸浴在银蓝色的光雾之中。一条小河抖动着浑身闪闪灭灭的光鳞，从古塔那边潜来，似乎被黑苍苍的城楼吓了一跳，慌慌堕入一座水坝之下，匆匆而去。河滩的暗色里似乎有牛影，有妇人的声音。
河里涨水了。我闯入月光，呼吸着绿草的鲜腥和月光中碎碎的人声，去看那些牛影，深浅相叠的山脊缓缓升了起来，越近的升得越快。我一看到山脊在银蓝色的雾海中浮升，一听到牛铃铛将晚风轻轻叩响，就知道父亲不会回来了。这个世界太美丽他不会回来了。是的，不会回来了。
我回家时走错了路，闯入了一户陌生的人家。我觉得这户人家的一切都有些熟悉。小屋的前面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有一个葡萄架，葡萄架下有竹子做的桌椅。我穿过庭院走近石头垒成的小屋，借着屋里一盏油灯的光亮，我看见墙上一只装酒的大葫芦，还可看清从墙基里挤进来的粗大树根，有个书橱，上面居然也摆着一只真真切切的陶塑猪娃，猪娃的嘴巴特别大……我发现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家。
我走了进去。
<9>
将来的一天，爸爸说话时老是跳出一个叫马丁的陌生名字，大概以为我对这个人很熟悉，其实我根本不明白。听起来，好像马丁与酒，与木船有什么关系。爸爸说他托付马丁来找过我们，可惜马丁的弟弟碰上了成群的鳄鱼，只剩下了一只脚。
我更不知道什么马丁的弟弟和鳄鱼。
我说，那次腌坛无端炸裂后，妈妈也记起背心应该是灰色的，也怀疑自己认错了。
爸爸叹了口气，说他一直不能想象国内变化这么大，家里变化这么大。
我搬出了母亲生前留下的惟一遗产——一大箱各式各样的鞋，可以丈量千万里道路的鞋。每一双都按照她的爱好用绳子捆紧，显得很本分很安全。爸爸用枯瘦的指头把鞋子一一捏摸，点点头，“是她的”。他脸上舒展笑纹，说你妈的脚很大，家乡妇女的脚都很大。旧时的妇女一般都缠脚，但老家的习惯很特别，不管穷家还是富家，从来都不缠脚……
我想象那一天，他又要喝酒。只是让我妻子去温酒时，照例叫错了名字。我们劝他少喝一点，他有点不高兴，装着没听见。
我向他打听清朝乾嘉年间“乡癫”的事。
他说：“有呵!有这事!”
我说妈妈爱鞋成癖，是不是与这事有关呢？比方说，乡民断足太多，鞋稀而贵，便对鞋子产生了一种特殊心理……
“有道理!以前家乡人送礼，不送酒不送钱，就最喜爱送鞋的。”他还回忆，那时候到某家去，只要看床下鞋子的多寡，便可辨别这户人家家底的厚保收媳妇嫁女，新娘子最要紧的本事就是会做鞋。给死人送葬，很重要的一项仪式就是多烧些纸鞋让亡灵满意。连咒人也离不开鞋，比如“你祖宗八代没鞋穿的”之类。这种嗜鞋习俗确实有些特别。
我去找那本《澧州史录》给他看看，翻遍了书柜和书桌却找不着。地上摊满书，几乎无立足之隙。我和妻子腰酸背痛，颓然坐地，很奇怪那本线装小册子为何不翼而飞。
“这本有没有用？”妻子递给我另一本。
似乎也是本历史，一本厚厚的《万年历》。封面大红大绿俗极不堪，价钱也贵。这是若干年前出版的，一直畅销不衰，出版社因此而得意洋洋地发着大财。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去抢购它，为什么突然关心身后那么多不属于他们的日子。那些日子只是一些数码，每一页都差不多。不会有你我他，只有数码和数码和数码。但那些不会有你我他的数码里是否还隐藏着某只饭碗的无端炸裂呢？
我想会有的。但我无法在数码中探查出那一次次炸裂隐在何处。我把一万年岁月在手中哗哗翻过去。
白光一闪。
我听到阳台那边，父亲坐的藤椅咯嘎一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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