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的怀念
文/ 琦君
尽管今天取用各色设计精美、质地厚实的纸张如此方便，我仍旧非常怀念家乡那种素净的土纸。
我要很骄傲地告诉朋友们，我的故乡——浙江永嘉县是以产纸闻名全国的。各大都市如上海、宁波、杭州及至远及山东各地，都纷纷来温州永嘉订购质地细软的纸。最细最薄的一种，透明得跟蝉翼一般。宁波的特产——祭祖的金银纸（杭州人称为“库儿纸”），就是用这种纸加工，涂上金粉或银粉制成的。
由于我们的纸，营销全国，每年出售数量庞大，因此，纸的出产地——我们的小瞿溪乡，都上了中小地理课本呢。我每回捧出地理书，总要翻到这一页，把老师早已用红朱笔圈了双圈的三个字，“瞿溪乡”，看了又看，用手指头摸了又摸，仿佛那三个字都会鼓得高高地，对我微笑呢。
其实，瞿溪乡本地并没真正产纸，方圆十里之内，根本就没有一家造纸人家。所有的纸，都是由附近山乡，刻苦的山地人做的。山乡的做纸人家，范围很广，一直绵延到瑞安、青田的边界山区。我们称之为“纸山”。所有的纸，都由他们一张张做出来，再一担担挑到我们瞿溪乡集中，转给纸行成交以后，纸行再以双把桨的平底船，运到距离三十里水路的城区，装轮船运往各地。
我们称山民为“山头人”，做纸的为“做纸人”。他们双手万能，每张纸都是用手工做出来而不是用机器制造的，所以都说“做纸”而不称“制纸”或“造纸”。做纸过程复杂又辛苦，我们小时候，每用一张纸，都有和吃饭时念着“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同样的心情，自然都懂得爱惜纸张了。
我自幼生在瞿溪乡，一年里总有一、两次到山里去做客。族中的长辈们，都把我当贵宾款待。做纸的“山头人”，看我这个从乡下去的，就觉得是很新式的人物了。但我们乡下人，看三十里水路之外的“城里人”，又羡慕他们的摩登时髦，有着无限望尘莫及之感。但无论如何，一提到纸，我们就对“城里人”神气起来了。因为纸是山头人做好，由乡下人运到城里的。
在山里做客，最最快乐兴奋的事，就是跟着大人们去看做纸。纸的作业过程非常长，并不是去一回，一下子就看得完的。在我记忆中，伯伯叔叔婶婶们全家出动、胼手胝足的辛劳情形，一幕幕都留下深刻印象。
纸的原料是“水竹”，它的质地柔软又富弹性，不像茅竹的粗脆易裂。春夏之交，将竹子砍下，修去枝叶，锯成五、六尺长的一段段，用铁锤捣裂，在石头砌成的大坑槽里，用蛎灰（即牡蛎壳烧成的灰，碱性特重）腌浸达三月之久，在坑内竹子日渐发酵期间，全山乡酸气四溢，十分难闻，有过敏性的，皮肤就会发累累红斑，或眼泪鼻涕直流。我有个婶母就是患有过敏性的。但她过敏愈是发得凶，愈是高兴。因为知道竹子发酵发得好，纸做出来会漂亮；就不愁卖不出去了。如果天气阴晴不定，蛎灰发酵慢了点，她就会担心地念起来：“什么缘故呢？我的鼻子还没有酸酸的呢？”
浸透发透的碎竹片，已经变得很软很烂了，捞起来捣成细末，放在槽里用水搅拌，均匀得跟浆糊一般，再用一方网状框子，上面铺一块细竹帘，双手捧着，浸入浆中，轻轻在浮面向前一捞，向后一兜，再前后左右一摇晃，平平正正捧起，沥去水，极迅速向预先摆好的木板上一覆，轻轻抓起细竹帘，木板上就是一张方方正正厚薄均匀的纸，就这么周而复始地捞、兜、摇、覆、掀，纸就一层层向上增高，难得的是四面八方都齐齐整整，就跟刀切过一般。这就是做纸人的最高技术、真功夫。他们手势之纯熟、巧妙，铺在细竹帘上纸浆之均匀整齐，真看得人目瞪口呆。这分本领，都要有十数年的经验。经验不足的，捞起的纸张厚薄不匀，就只得列入次一等货色，白白糟蹋了上好竹浆是很可惜的，所以做这项工作的，都是家中年长、富经验的男人，妇孺之辈是绝不能碰的。
等木板上叠到相当程度的纸，再用一块木板覆盖在上，压去水分，等半干之时，再分成一、二寸的小叠，铺在地上晒干。为免被风吹走，上面都要用小石头压住，这项工作就是属于我们小孩子的了。如一看天上乌云密布，倾盆大雨将来临，就得赶紧收纸。那种靠天吃饭的辛劳紧张，和农夫耕田，天天抬头看天色一模一样。晒纸都一大早，全家老小一齐出动，免得下午有阵雨，晒一会儿，还得每叠翻个面，晒干后迭成一尺高左右的，放在厨房或廊下，下一步就是妇人家的工作了。她们厨房洗刷、喂猪鸡鸭的工作完毕后，就把一张“牛皮纸”（其实是油纸）铺在膝盖上，把纸放在膝头（也有放在矮凳上的），右手握一枚特制细长上有竹柄的针，在纸的右下角轻轻一挑，一张纸就翘起来，左手撮住纸角向左上方轻轻撕起，撕到只留下一小角就停止，挑完一叠，捧起转过来一抖，那一角未撕的就自然抖开，一挑一抖都要用浮劲，手法之奇妙就跟变魔术一般，这是妇女们的专门技术，也是真功夫，也看得我目瞪口呆。有一位婶婶看我这样渴慕地想学，就拿一小叠次一号的纸让我学着挑，我却挑得纸角粉碎，撕得七零八落。那一叠纸，就只好再浸回木槽重捞了。这项工作称为“分纸”，山头新媳妇进门，做婆婆的考验她是不是能干，“分纸”就是一项重要的考试课程呢。所以我们回到山头做客时，房族的婶婶和姊妹们，都笑我笨手笨脚，不会分纸，一定嫁不到好儿郎。回来告诉母亲，母亲笑眯眯地说：“你放心哪，你日后嫁的儿郎，是教你用纸写字，不是要你分纸赚钱的。”原来开明的母亲，早就打算把我嫁个“读书人”了。
分纸工作，是山头妇女最悠闲快乐的时光，她们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边挑着纸边哼小调，“十送郎”、“十里亭”、“四季花开”等，我当时都听得入神。有一次，一位妙龄美貌的姑姑，正轻声唱着：“十送郎，送到码道边，十只航船九只开。双手扶郎上船去，低声问郎几时归。”她那两心相许的少年郎正巧端着一叠纸，放在脚跟前。他们四目相视，脉脉含情的神态，把我这八九岁的傻姑娘又看呆了。可是山乡的婚姻，都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位美丽的姑姑，后来嫁的并不是她的心上人，那一段恋情只如彩虹一闪而逝。听说她嫁后受尽严厉婆婆的凌虐。我再见她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脸色憔悴，眼神无光。我悄悄地和她说起当年在廊檐下分纸唱小调的事，她茫茫然地望着我说：“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呢？”她是真的忘掉了吗？
分纸工作完毕，最后一步又是男人的事，他们把纸一叠叠整理得整整齐齐，叠到半个身子以上高，就用麻绳扎紧，一担担捆好。次日鸡鸣而起，挑到乡下——瞿溪——的纸行去卖。七十里山坡路，到乡下已是上午八、九点钟，其奔波辛劳可以想见。
瞿溪有好多家纸行，各自挂着招牌。也各自请有经验丰富的中间人，代为选择质量，称斤论两、讨价还价。往往为了几枚铜板，争得面红耳赤。当然，乡下人和山头人打交道，吃亏让步的总是山头人。只要能把全家辛苦做出来的产品脱手，换到一两枚白晃晃叮叮当当的银元，已经是心满意足，那里还敢多争呢？那些中间人，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牙郎”，不知是否尖牙利齿之意。他忠心耿耿地为纸行老板估价、杀价。对货色百般挑剔，不是嫌纸的成色不好，就是嫌晒得不够干燥。我因为多次在山头亲眼看见过他们做纸的辛苦，现在站在边上，看他们一脸的憨厚无奈，心里真是老大的不忍。可是我是个孩子，又是不中用的女孩子，那有我插嘴的份儿，如果不是看在我是“潘宅大小姐”份上，早就叫我站得远点了。
货物成交以后，牙郎用土朱笔在一叠叠纸的边上，注明价格、担数，亦凭此计算佣金。每个“牙郎”有他们自己专用的字体，一望而知，不会混错。每担纸是一百刀，每刀一百张，如发现短缺，还要扣钱。有的牙郎竖眉瞪眼，有的却很和气，点数估价也公道。宽大的纸行，生意就会兴隆。我仍记得的有胡昌记、王泰生二家，他们忠厚传家，后代儿孙都非常昌盛，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交易完毕以后，山头人把宝贝的“番钱”（银元）小心翼翼地收在腰带里，贴肉扎好。然后坐在纸行门坎上，取下扁担头上挂着的饭箩（有如台湾的便当），好好享受一顿丰盛的中饭。所谓丰盛，就是糙米饭加几条小咸鱼，比在家吃的番薯丝拌饭就讲究多了，因为出门做生意辛苦，做妻子的是会给他把饭盛得满满的。吃饱以后，他们就在瞿溪街上逛逛，悠闲地享受一下乡下风光，摸出一枚银角子，买块香皂给“屋里人”（妻子），花几个铜板，买包松糖给噉饭卒（小孩子），就算满载而归了。
这时大概是下午一、两点钟，然后还有个最重要的节目，就是“游潘宅大花园”。
我家的老屋建筑，在乡里是最大最有气派的。父亲大部分时间在杭州，大宅院由母亲掌管的日子，总是把前后门大开，四时八节让许多外乡人来游园、参观。尤其是山头的“卖纸人”一波波地进来时，母亲特别欢迎，因为母亲也来自“山头”，对他们格外有一分亲切感。我呢？在纸行里看了他们和牙郎交易时，满脸的凄惶，现在走进我家，在大门口就先舀一勺阿荣伯为他们新泡的大茶缸里的茶，咕嘟咕嘟喝下了，就会笑逐颜开起来。我心里也好高兴。他们背着扁担，空饭箩吊在上面荡来荡去。从游廊走到正厅，从正厅走到花园，走进嵌五彩玻璃的四面厅时，手摸着红木镶大理石桌椅，嘴里啧啧连声地惊叹着，“得意险啊（真享福啊）。”我也就跟在他们后面得意起来。有一次，他们一不小心，扁担头把五彩玻璃碰破了，卖纸人好惊慌，母亲闻声而至，连声说“不要紧，好配的”。卖纸人战战兢兢地问，“好不好把碎玻璃带回去给屋里人看看，她没见过呢。”母亲说碎玻璃会割手，叫阿荣伯从厢房里找了块完整全新的，用布仔细包了给他。好几个卖纸人都要了几块不同颜色的，分别带回去。这一段游园小插曲，在我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感到母亲的宽大、和蔼，以及推己及人、与人同乐的胸怀，在任何一件小事上都可看得出来。从那以后，我对原是冷冷清清的五彩玻璃四面厅，也像格外有好感起来。觉得那是一个接纳宾客的温暖庭院。可后来二妈一度回乡，嫌山头人土里土气，扁担撞来撞去，就把通花厅的边门关闭，不让他们进入最精彩的花厅游览，五彩四面厅与满园花木，也顿时失去神采。母亲那时已退居静室，一心礼佛，卖纸人来时，很想见见大太太也不容易见到了。
现在再说纸行收买好一担担的纸，多则数千担，少亦数百担，还得仔细整理、点数，不足的必须补足，四边要磋磨光滑，重新用薄竹片捆扎，在边上印上红或绿色字号商标与纸的品类（品类多至十几种，我只记得有所谓“头类”“二类”两种，是我们写字常用的）。质地讲究的，还套以竹篓。各种纸分类包扎妥当，运往温州城里的公司行号，交货取款。然后报关装大轮船运往外地。纸行对质量管理很严，信用都很卓著。这也是瞿溪纸业兴盛的原因。
总观整个过程，纸是由山头人的双手一张张做出来的，到装大轮船运往山东、杭州等地，中间要经过乡下的牙郎、纸行，城里的公司行号，层层转手，辛苦的山头做纸人，能得蝇头小利，一家温饱，就非常快乐满足了。
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乡的纸行，向城里接受订货、交货等，都只凭口说，用不着立契约，所有交易都是一言为定，从无失约赖账等情事。他们的中间利润，也不过百分之三、四而已。他们都靠勤恳、诚实建立基业的。我前文所提的，以纸行起家的胡昌记、王泰生两家，两位创业的老祖父都已退休享清福，他们的孙女儿都是我的好朋友，因为我是读书的，他们都时常送我一刀刀的头类二类好纸，给我习字抄书。但尽管是那么好的纸，我写出来的字，老师和母亲都说是“蟹酱字”没有一个端端正正看得顺眼的。受天分所限，真是辜负了我乡的名产好纸啊。
胡昌记的阿公，是我外公的好朋友，外公在我家的日子，他每晚都提着一盏红灯笼，摸到我家来，和外公坐在边，讲不完“当年初”（从前）的古老事儿，我抱着小猫，趴在柴仓里听故事，总是听不厌。父亲回乡时，也很尊敬胡公公，曾送他一支白玉嘴的旱烟管。父亲问他纸行生意是怎么兴旺起来的，他笑呵呵地说：“没有什么秘诀啊，我只叫儿孙要勤勤恳恳、诚诚实实的做生意，对山头做纸卖纸的，不能欺侮，对城里的公司行号，不能失信用，生意自然会好啦！”
另一家王泰生，他家房子也很大，前门靠近我家后门。王宅有姑、侄两位，都是我童年好友。姑姑嫁到邻家毛宅，毛宅不开纸行，只将下毛宅的余屋低价租给宁波人做纸业生意，是为了给外乡人一点便利，不是为赚钱。
毛宅子弟都带点书香，尤其是毛自诚毛镇中兄弟，所以渐渐地向外发展。毛镇中娶的就是王宅的那位大姑娘，她有个很雅的芳名叫湘君，小时候和我一同唱“可怜的秋香”，一同玩弹珠、踢毽子，情同姊妹。她嫁的儿郎毛镇中喜欢金石、书法，也会吟诗，他太太娘家有的是好纸，倒让他把一手字练得苍劲有力。他也会刻图章。到台湾后，我们他乡遇故旧，倍感亲切。和他闲话家常中，看他一个食指总是不停地在空中画着，问他用什么纸练字，他说：“报纸嘛，那里还有家乡的头类二类呀！”他曾用大小不同形状的青田石，刻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全文，每句一枚图章，盖在宣纸上送我，真是最好的纪念品呢！
他生性淡泊，不慕名利，时常一卷在手，或一刀在握，读书刻石自娱。他自讥作的诗不是打油诗而是“熬油诗”。
我们当年童稚情亲，如今都已渐入老境。在台湾时每回见面，都是絮絮叨叨的，有说不完的故乡往日情景，也有说不尽的魂牵梦萦。这种心情，岂不也好像半个多世纪前，外公和胡公公两位老人，坐在头边有讲不完的“当年初”事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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