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二百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他说国家的历史常是“一乱一治”的。他说第一次大乱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乱是三千年前的猛兽,后来说到他那时候的大乱,是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又把自己的拒杨、墨,比作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驱猛兽。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说杨、墨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后来一个学者,要是攻击别种学说,总是袭用“甚于洪水猛兽”这句话。譬如唐、宋儒家,攻击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击陆王派,也用他;现在旧派攻击新派,也用他。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想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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