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宋大刚和李博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李博十五岁，宋大刚十七。他们和胡晓南同在黑石头村的第八生产队，程秀蕊的爹就是八队的队长。村里为他们安排的房子在程家隔壁，一个只有两间干打垒小屋的院子。王芳芳分在六队，因为是女生，就选择住进一家农户。黑石头村是这一带平原的穷村，没有黑石头，有沙土地，产棉花。男劳力一天的工分是一毛二分钱。虽是穷，这三个城里来的学生却没有特别的沮丧，他们白天上工，晚上回来就着柴油灯读书写字。每当王芳芳过来串门的时候，他们还会一起唱歌，胡晓南有一只总是装在绿丝绒套子里的口琴。年龄最小的李博喜欢打乒乓球，每天不管多累他也要站在院里对着土墙打上一阵。常常在这时，隔壁的程家，程秀蕊的娘，一个头发蓬乱、颧骨红红的小个子妇女就会隔着墙头叹一声：唉，这些城里的学生啊，可怜不待见的！
黑石头村的农民一向把这些城里来的孩子称作学生，暗含着某种敬意甚至是歉意。程秀蕊早就发现了这点。那时她才是真正的学生，她在五里地之外的镇上读高中。但是村里没有人叫她学生，“学生”说到底是叫给城市来的孩子的。黑石头村的人自觉地用这个称谓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分开了，这样的分开，程秀蕊竟也认可。有时她会站在本来就不高的墙头看看邻家院子，她见过读了半夜书的他们，是怎样在早晨脸也不洗就抄起小锄或者铁锨奔出门去上工。他们的鼻孔被冒烟的柴油灯熏得乌黑，眼珠子却是通红，地狱里出来的小鬼似的。他们衣衫褴褛，但他们使她受到吸引。她要娘有闲时帮他们缝补磨破的衣服，当她被派去送还那些衣服时，就自然地和他们认识了。程秀蕊一直觉得，那是她生活中最愉快的日子。她从他们那里借来不便公开的书，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她一边听着他们热烈的议论，一边怀着陌生的狂喜似懂非懂地“吞咽”着这些大书。年岁最小的李博，兴趣在另一类书上，他读《资本论》，并渴望读到《列宁全集》。为此他还托过程秀蕊，问她镇中学能不能借得到。程秀蕊对李博的阅读没有兴趣，她望着这个瘦弱而又羞涩的学生，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把乒乓球和《资本论》看成生活中那么要紧的事。
有一天李博的乒乓球从墙那边飞过来落进程家院子，他紧跟着就跑过来四处找球。正在院里给一棵小石榴树浇水的程秀蕊见他急成那样，就帮着他一起找。他们发现乒乓球落进了猪圈，躺在泥沼一般的猪粪上，几乎要被圈里那只瘦弱的黑猪践踏。只见李博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手疾眼快地抢出了他的乒乓球。后来程秀蕊知道了，虽然一个乒乓球不过几分钱，但李博身上常常是一分钱也没有。她手持一只海碗大的葫芦水瓢舀来清水，让李博脱下粘满猪粪的球鞋，她要给他刷鞋。当他蹲下脱鞋时她就站在他的背后，她一眼就看见他头顶上有三个圆圆的“旋儿”。她想起娘常说的“一个旋儿横，俩旋儿拧，仨旋儿打架不要命”。她不相信李博是打架不要命的人，可她又暗想，这个蹲在地上的少年身上，分明有一股子谁都没有发现的力量——那时她脑子里还没有爆发力这个词。她舀来清水，替他冲洗干净被他紧紧攥住的乒乓球。望着他手中那个重新白净的小球，她说为什么你不和胡晓南、宋大刚一块儿打球呢？他说他们不喜欢打乒乓球，他越是喜欢，他们就越是不喜欢。他这番话把她逗笑了，就又问，那你一个人和这土墙没完没了地打球可为了个什么呢？他说也不为什么，可以练发球吧，比如旋转发球。而且，不间断地练习，也能培养自己的球感。程秀蕊不知道“球感”意味着什么，但她很为这个词兴奋。她记得当时还问过他，干了一天活儿还打球也不嫌累得慌？他说干活儿是干活儿，打球是打球，打球是体育运动。她说干活儿不就是锻炼吗，还用得着专门运动？他说“嗯”。她记住了他这声再简短不过的“嗯”。
有时候，程秀蕊也会想到李博的身世。村里人都听说了李博的身世，都知道他母亲是个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如今父母已经去世，李博被送往小姨家生活直到来黑石头村。小姨是县蓄电池厂的工人，姨父在工厂当门卫。但这并没有让人们由此就把李博看成工人阶级的后代，村人仍然会说，李博的娘啊，是个国民党的姨太太呢。话里或许有一点好奇，但更多的仿佛是惋惜。每逢想到这些，程秀蕊就会对这个小她几岁的孩子，莫名地生出一种怜恤之情。她和她的全家有时会邀请他们过来吃饭，玉米、红薯两样面混合的素馅蒸饺。馅儿是大白菜，把用棉籽油炒过的花椒碾碎，拌在白菜馅里，香味儿就出来了。那时王芳芳也被程秀蕊偷偷从邻队叫来，她的饭量一点也不比男生差。逢这时他们会敞开肚子，把自己吃得呲牙咧嘴，昏天黑地。
他们感激生产队长家这种阶级阵线不清楚的温和，虽然，待他们温和的生产队长在家是打老婆的。程秀蕊的爹对待老婆——那个颧骨红红的小个子妇人很粗暴，为她白拿了队里豆腐房的两块豆腐，为她替队里一个被人揭发摘棉花时往裤裆里私藏了两把棉花的妇女说情，为她眼红邻队社员能偷着进城卖花生和黄豆赚零花钱，为天大的事和屁大的事……他都要打她。他打她有两个动作：一是揪住她的头发，二是脱下自己的鞋。他边用鞋抽打她，嘴里发出狂暴的怒吼，“呋呋”地呼着粗气。这是程秀蕊最为厌恶和恐惧的场景，她尤其受不了爹的脱鞋打人，她觉得这是乡下人最愚昧、最野蛮的动作之一。尽管她不知道城里人打架是怎样打法，但直觉让她认定，脱鞋打人，只有乡下人才这样。有一次爹扬着手中的鞋狂吼着追娘到院里，被刚好进院的李博他们看见。程秀蕊正要从院角儿的茅房出来，这情景叫她把眼一闭，恨不得一头撞墙。她猛地又蹲回茅坑，把自己给藏了起来。她蹲着，恼怒着爹的粗野，也恼怒着自己鞧在这个旮旯的委琐。
可是，爹和娘对城里来的学生们，那实在是好。学生们似又拿不出什么来感激队长一家。
一天李博从县城回来，兴奋地告诉胡晓南和宋大刚，他能从小姨她们厂拉来一车大粪送给程秀蕊家。乡村生活已经让李博他们懂得，人粪是粪中的上品，是农人最珍爱的细肥，所以它才会被称为“大”。给程秀蕊家送一车大粪，这是在厂里当门卫的姨父出的主意。原来厂里厕所是包给附近一个村子的，村人一星期来掏一次大粪。姨父说李博他们可以在村人之前先掏一次，其实也就是偷粪的意思了，因此要在晚上。粪桶和推粪的平板车由姨父疏通关系从厂里借出，但他们把大粪拉回村之后得赶紧连夜再将车和粪桶送还，毕竟，姨父是在冒险。黑石头村离县城25华里，连夜往返一次意味着要走50多里路。即便对于成年人，这其实也是个难题。李博问胡晓南和宋大刚谁愿意和他一起去拉粪，胡晓南说队长派他夜里浇地，明摆着，只能是宋大刚和李博一道进城了。
程秀蕊并不知道他们的偷粪计划，当他们就要去实施偷粪计划的时候，她跑来告诉李博一个消息：她们学校新来了一个名叫吴端的男生。这吴端的父母原是市政府的高级干部，因为有问题才下放到镇上。吴端在学校显得很突出，他穿浅驼色斜纹卡叽布制服短裤，把小方格衬衫扎在短裤里；他的白球鞋也总是那么雪白，在尘土飞扬的镇中学，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程秀蕊为此感到惊奇。但这并不是她向李博报告的主要内容，她要说的是，这个名叫吴端的男生会打乒乓球，曾经被市少年体校选中，来到镇上，已经代表校队打过多次比赛，听说是打遍全县无敌手。所有这一切都足以引起一所乡镇中学的注目，而最让程秀蕊兴奋的，是他的球技。她想到了李博， 想到他孤单一人和土墙的拼杀，不知为什么，她忽发奇想地要促成一场比赛，一场吴端和李博之间的“男子乒乓球单打”。她自然还有一种让李博打败吴端的愿望，如果用敌方和我方来划分，显然她觉得她和李博都属于“我方”。她撺掇李博说，约他来打一场怎么样？她一边撺掇，一边紧紧盯住李博的脸，眼巴巴的。她这样撺掇时李博和宋大刚正要去往县城拉粪，但李博向程秀蕊隐瞒了晚上的偷粪工程。他非常注意地听着程秀蕊带来的消息，然后用一声“嗯”表示他同意约吴端。这同意虽只短到了一个字，程秀蕊却听出了其中的热望，便立刻追问明天行不行。原来她早就向吴端介绍过李博了，她盘算着明天是星期五，下午又没课，吴端要是能来黑石头村拜访李博，在小学校院子里那张红砖垒就的球台上比赛就最合适。她在村里念小学时就有那张破球台，只是她从来没见过有人用它打球，倒是有男生站在上面摔跤。李博为了这个“明天”稍微迟疑了一下，结果还是答应了一声“嗯”。
那个下午，李博和宋大刚步行进城，在小姨家吃过晚饭就推上姨父预先准备好的粪桶和平板车，到厂里的几间厕所去掏粪。据宋大刚讲述，那个巨大的木制粪桶一个人都搂不住，他和李博轮流用粪勺舀个没完，怎么也是不见满。折腾了一、两的钟头，大粪总算把粪桶填满时，他们估算了一下，足有200斤吧。他们推着硕大的粪桶上路，天已黑透，路又不平，桶里的屎尿被颠簸着不断溅出来，臭气冲天。这打乱了他们原来的计划：他们不能走土路，得绕着县城平坦的柏油路回村，这要比土路多走出五、六里地，却能保住大粪的平妥。一路上，他们轮换着推车。两人掏了一阵厕所已经很累，现在又要绕道回村，宋大刚就有点火不打一处来，一路走一路嘟嘟囔囔，抱怨着天黑，路远，粪臭；抱怨着这卖苦力的日子没有尽头。说到激愤处，他干脆双手一松将车把往地上一撂，躺在地上哭闹起来，仿佛一辈子的委屈都被这一车大粪勾引了出来，他非得对着这臭哄哄的黑夜撒一回泼不可。他口中喷射出一股又一股对所有人，甚至对某些大人物的诅咒。虽是无人的旷野，李博还是扑上去拿手捂住他的嘴，他就冲李博的手上吐唾沫。几十年之后的宋大刚，最怕黑石头村的人讲这段，每逢讲到这里他就高喊着“打住打住”。然后大家就说，这可都是你一字一句告诉我们的呀，人家李博可什么都没提过！是呀是呀，宋大刚说，可谁会想到叫你们当成了我这辈子的一个保留节目呢。那个晚上，李博蹲在他身边又劝又哄，用细瘦的胳膊拼着全身的力气抱宋大刚起来，让宋大刚空手跟着走，然后他单独一人把粪推回了黑石头村。接着，他们又连夜返回县城送还粪桶和平板车。当他们再一次从县城回到村里时，太阳已经很高。
程秀蕊站在家门口，在光天化日之下闻着墙根那堆新粪呛人的气味，看着由远而近的李博和宋大刚。她已经从浇了一夜地回来的胡晓南那儿知道了这一夜的“粪”事，她粗算了一下，这一夜多，他们不停地走了70多里地吧。她看着这两个人，他们脚步趔趄，灰头土脸，形容憔悴，神情却亢奋，仿佛刚刚合伙殴打了别人，或是刚被别人痛打。宋大刚只对程秀蕊说了一句话：粪来了，我可得去睡了。
程秀蕊对李博说，那你呢？她想到定在当天下午的比赛，很是不忍心。她告诉李博，吴端已经答应了今天下午。她又说要不咱们改一天吧。李博告诉她，不用改了，下午行。
在那个五月的下午，在经历了一整夜的长途跋涉之后，李博在黑石头村小学的破院子里和镇中学的乒乓高手吴端如约会面。据说吴端还是身穿西式短裤小方格衬衫，白球鞋还是一尘不染。他的球拍是名牌红双喜的，他站在黑石头村小学的院子里，一定象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李博的球拍是低一级“流星”的，边缘的破损处沾着星星点点的橡皮膏。他的衣裳，严格地说，他的衣裳肯定还溅着一些大粪的斑点。但这并不妨碍他和吴端在开赛前和比赛后还互相握手——据说。所以用了一些“据说”，是因为这场比赛的策划人程秀蕊没能来看比赛。那天她的娘，那个总是感叹李博他们“可怜不待见”的小个子妇人，在被丈夫又一次殴打时突发阑尾炎，程秀蕊和爹一块儿送她去了镇医院。虽然娘在镇医院当时就做了手术，但程秀蕊回到村里已经是第二天，赛事早已结束。很长时间里，这成为程秀蕊一个特别重要的遗憾。
守候了娘一夜的程秀蕊满心惦记的都是李博的输赢。她一回村就迫不及待地向胡晓南和宋大刚打听昨天的比赛。谁赢了？她问他们。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去观战。程秀蕊想起来了，他们不喜欢乒乓球。她又去向村里的大人和孩子打听。谁赢了？她问他们。一些人去小学校看了比赛，但村人并不了解乒乓球，他们甚至看不懂输和赢，因此他们无法让程秀蕊满意。他们的注意力在另外的地方，比如两个少年人的握手，就让他们称奇并且开怀大笑。村人之间是不握手的，他们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赛个球还非得握握手不可。两个半大的孩子家。
谁赢了？程秀蕊又急切地想要去问李博。她听说李博正在地里浇麦子，就直奔八队的麦地。远远地她就看见他正弯着腰改畦口。他的细瘦而有力的胳膊挥动着粗柄铁锨，显得那铁锨挺笨大。哎——，李——博！她卯足了劲儿冲他喊：
谁——赢——啦？
谁——赢——啦？
麦子正在灌浆，程秀蕊的喊声在饱满而又广阔的麦田里顽强地、不间断地泛着回音。她拖着长声叫喊着，叫喊着就冲到了他跟前。当李博直起腰就站在程秀蕊对面时，她却又谨慎地盯住他的脸，像怕吓着他似地把叫喊变成了小声，她小声问道：谁赢啦？
他当然知道她问的是什么，却不作答。他冲她无声地笑笑，她说不清那笑是腼腆还是自豪，是喜悦还是遗憾……接着，他把头微微一偏，望着远方低声感叹道：“那个吴端，嗯，真棒。”他的神情真挚而又惆怅，或者还有一种清淡的思念。
李博从来没有告诉过程秀蕊那天的赢家是谁，程秀蕊却永远记住了五月的麦子地里李博的那个瞬间。阳光之下有一个词在她心里突然就涌现了：风度。是了，那就是风度，那就是她在从他们那儿借来的书中见到过却从来没有感受过的词：风度。在这样的风度面前，一时间问和答似都已经显得多余。那时她站在五月的麦子地里，仿佛被定住似的不能动弹，世界也在那一瞬间变得安祥静谧，洁白纯真。
她不记得自己怎样离开的麦地，只记得怀揣着李博的那声感叹，到底还是有那么一点不甘心。回到学校她还是忍不住向“真棒”的吴端问了那天的输赢。吴端一脸敬意的坦率回答印证了程秀蕊的猜想，吴端的回答也让她生出一种冲动，那是想要赞美他们的冲动，在她心中，从此就有了两个真正不凡的少年。
30多年已经过去，黑石头村的几个年轻人早就各奔东西，程秀蕊也从乡村出来，成了C市的市民。她在城市生活里始终也没再见过那样的风度，而她一生的追寻，一生想要理解和靠近的，又似乎总和出现过那个风度的瞬间有关，直至中年已过，直至老年即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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