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台北正好满十五年,其间大搬家十五回,局部播迁二十多次,在一个地址居住最久的不超过四年。搬来搬去,没离开台北这个小脸盆,只不过杠掉一个个住址,像一只骚动的小鸟进行它的内部流浪。

  不挑剔地说,我颇喜爱台北,但严格地审视,我到现在还在努力适应台北。

  如果有人像我一般,在生命最活泼的前十五年完整地生长在与世无争的平原乡村,听懂天空与自然的密语、窥视山峦与云雾的偷情、熟悉稻原与土地的缱绻、参与海洋与沙岸的幽会、牢记民俗与节庆的仪礼,也学会以叔伯兄嫂一路喊遍全村每一个人……那么,没有理由在往后岁月寻求另一处地方当做原乡。贫穷却娟秀的小村赋予我生命的第一度肯定,潜育我的性情、人格与尊严,启蒙我去追求美、爱。尤其爱,一群有爱的朴素农夫共同使秀丽小村变得雄壮,让他们的子弟从小看不到刀光血影的厮杀、狰狞的仇恨或恶意背叛、奸佞的陷害……只学会一种和平的善意,包容生活中的灾难,也具备一股原始冲动,去接近爱、给予爱。最大的爱产生最大的美,最大的美发动最虔诚的依归。小村教会我这些,使得无论流徙到何种穷山恶水,都能尊贵地活得像自己。

  十五年前,来台北的第一天就迷路了,这确是不祥的预兆。当时一个人提着两袋国中课本准备次日参加高中联考,日暮黄昏,在复兴南路附近走来走去,亲戚家的巷弄门牌老是找不到(我还没学会打公用电话),最后干脆问路往金华国中试场走,我憨直地认为到学校找间教室睡一晚,天亮爬起来考试,一切解决了。就在再兴小学附近,一个骑单车、穿制服的外省老先生拦着问:"你是不是姓简?"我吓坏了,否认。"你从宜兰上来考高中对不对?"我点头如捣蒜。他的表情如抓到小匪谍般高兴,原来是亲戚发动左邻右舍及大厦警卫全力缉捕我。她向他们形容:瘦瘦小小、笨笨呆呆的乡下国中毕业生就是她!

  由于极度低能,城市生活是我高中课程外的黑狱。亲戚住电梯大厦五楼,我却会"晕电梯",下楼买豆花,才拐几个弯,迷路了,端着一碗豆花不知怎么办。忘记随手关门或缺乏带钥匙意识,害亲戚常常喊锁匠;每天通车三小时往返新北投念书(如果没坐错车的话),她在我的书包放一包塑料袋、白花油、毛巾,郑重警告:"你觉得要吐了,就赶快下车!"每趟车至少发作两回,青白着一张脸赶到教室已第一堂课。亲戚看我天天像垂死病人,建议休学重考。我问:"有不用通车的学校吗?"她答:"台北没有,除非回乡下。"年少自尊心强,不闯出名堂决不返乡。痛下决心跟台北汽油味拼了。书包、口袋放的不是少女最爱的胭脂水粉,是晕车药、万金油、白花油、绿油精、保心安油、酸梅、撒隆巴斯,活活像个西药房,如此抹油、呕吐一年半,有一天,忽然不晕了。

  台北仍是异乡。无论如何努力仍被当做乡下土团,渴望有一个朋友,却总在名单之外。我相信不是故意,只是存在彼此之间的差异太根深蒂固,以至于无法交融。我活得孤单,沉默得像一块铁,失去快乐的能力,仿佛过去的桃源小村是一场梦,眼前的鸽笼铁壁才是真的;那群亲切的村妇渔郎都是梦中人,城市的冷脸才是本貌。我在原该欢乐的年纪早熟起来,那是躲入稿纸以后的事。常常虚构不同的人物,在稿纸上排山倒海地向他(或她)倾诉。稿纸活了,我也活了;有时我们跟随文字到无人的海边开始对话;有时攀越高峰,在温暖的小山洞里闲聊……我不知道这就是想象之翱翔,写作的发轫;只知道它使我省略去寻一个愿意聆听我、我愿意恳谈的现实人物,也避免搭乘令我作呕的车行去找寻一处美好的情境。想象解决现实困厄,阻止无枝可栖的少年坠入偏执的怨恨情结。文字书写隐含一种距离,在情感倾诉之后,反过来引导自己去透视事件的虚实、省思人我隔阂的因由,进而宽宥产生隔膜的城乡渊源。由宣泄而沉思而宏观而回到善良的本性去谅解,我遂愿意以更大的诚恳接近城市、关怀城市人。这是重要的一课,使敏感多思的我不至于变成人格扭曲的城市客,也意外地,把我逼成作家。

  从作家眼光观察台北,是我继续留下来的原因之一。小小的脸盆,莫名其妙掉入一个附带历史使命的包袱,涌入各地来的移民或流浪客(三四十年代的山东人、四川人、湖南人等政治性移民;五六十年代的台南人、屏东人、宜兰人、花莲人、雅美族人、布农族人等经济性岛内移民;七十年代的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大陆客等兼具政经因素的跨国流浪客)。这些人带着特殊的文化根性来到台北城,原先不打算落籍,却又不小心繁衍出第二代、第三代。由于脸盆太小,这些人及子裔很容易借由通婚、经济活动无形中搅和一起,不断翻出台北的新面目,其速度之快,连定居台北的人若三个月不出门,一样迷路。台北因着她的特殊命运,展现了迷人的戏剧性格。有戏的地方,就是作者最爱的地方。

  就个人的生活圈而言,我显然已适应类似:中午在娘家公寓参加民俗节日大拜拜;下午到国际级的观光饭店啜饮欧式咖啡;晚上在圆环老招牌的路边摊吃肉羹米粉,购买大陆来的天津栗子、西瓜霜,秤一斤南投土产的冻顶乌龙,选几个加州蜜李、日本大苹果或热带榴琏;买纯山东手艺的大馒头,夹港式腊肉当消夜。回家看NHK小耳朵,独酌苏联伏特加。我习惯了萍水相逢。

  台北打破四季,模糊国界,兼蓄最草根的古典与最前卫的现代。勇于善变,拙于处理变化所带来的灾难,终于出现独树一帜的台北逻辑:以变治乱,用变动解决旧问题,新的问题则用更新的变法,所以,看起来没问题了。

  半是乡下人,半是台北人。也许我将逐渐往回乡的路迁徙,但确定忘不了台北这个魔术小脸盆,她收留我的绿色少年,允许我把梦打造成黄金,至少,小脸盆内留下十五处我蜕变的烙印,并且有继续增加的可能。

  一九九一年元月台湾《联合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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