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2〕先生远远的从法国给我们一封通信,叙述着法国AAEAAARA(革命文艺家协会)得了纪德〔3〕的参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会,猛烈的反抗德国法西斯谛的情形,并且绍介了纪德的演说,发表在六月号的《现代》上。法国的文艺家,这样的仗义执言的举动是常有的:较远,则如左拉为德来孚斯打不平〔4〕,法朗士当左拉改葬时候的讲演〔5〕;较近,则有罗曼罗兰的反对战争。但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欢欣,因为问题是当前的问题,而我也正是憎恶法西斯谛的一个。不过戴先生在报告这事实的同时,一并指明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军阀一般的横暴,我却还想来说几句话。但希望不要误会,以为意在辩解,希图中国也从所谓“第三种人”得到对于德国的被压迫者一般的声援,――并不是的。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过世界的革命的文艺家的抗议了。〔6〕我现在要说的,不过那通然里的必须指出的几点。
那通信叙述过纪德的加入反抗运动之后,说道――“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律是‘第三种人’,……自从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然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法国的革命作家没有这种愚蒙的见解(或者不如说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热烈的欢迎之中,纪德便在群众之间发言了。”
这就是说:“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就是“第三种人”,而中国的革命作家,却“愚蒙”到指这种人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现在已经由纪德证实,是“不一定”的了。这里有两个问题应该解答。
第一,是中国的左翼理论家是否真指“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据我所知道,却并不然。左翼理论家无论如何“愚蒙”,还不至于不明白“为艺术的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但待到新兴的战斗的艺术出现之际,还拿着这老招牌来明明暗暗阻碍他的发展,那就成为反动,且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了。至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却并未视同一律。因为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这是极显明粗浅的事实,左翼理论家也不会不明白的。但这位――戴先生用“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来和“为艺术的艺术”掉了一个包,可真显得左翼理论家的“愚蒙”透顶了。
第二,是纪德是否真是中国所谓的“第三种人”?我没有读过纪德的书,对于作品,没有加以批评的资格。但我相信:创作和演说,形式虽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决不会两样的。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绍介的演说里的两段来――“有人会对我说:‘在苏联也是这样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却是完全两样的,而且,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起见,为了把发言权给与那些一向做着受压迫者,一向没有发言权的人们起见,不得已的矫枉过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为什么并怎样会在这里赞同我在那边所反对的事呢?那就是因为我在德国的恐怖政策中,见到了最可叹最可憎的过去底再演,在苏联的社会创设中,我却见到一个未来的无限的允约。”
这说得清清楚楚,虽是同一手段,而他却因目的之不同而分为赞成或反抗。苏联十月革命后,侧重艺术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这团体,也被称为“同路人”,但他们却并没有这么积极。中国关于“第三种人”的文字,今年已经汇印了一本专书〔7〕,我们可以查一查,凡自称为“第三种人”的言论,可有丝毫近似这样的意见的么?倘其没有,则我敢决定地说,“不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
然而正如我说纪德不像中国的“第三种人”一样,戴望舒先生也觉得中国的左翼作家和法国的大有贤愚之别了。他在参加大会,为德国的左翼艺术家同伸义愤之后,就又想起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蠢横暴的行为。于是他临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国对于德国法西斯谛的暴行有没有什么表示。正如我们的军阀一样,我们的文艺者也是勇于内战的。在法国的革命作家们和纪德携手的时候,我们的左翼作家想必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
这里无须解答,因为事实具在:我们这里也曾经有一点表示〔8〕,但因为和在法国两样,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见什么“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的文章,不再内战,没有军阀气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国的左翼作家,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国左翼作家一样贤明了么?我以为并不这样,而且也不应该这样的。如果声音还没有全被削除的时候,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国革命作家们的隐衷,觉得在这危急时,和“第三种人”携手,也许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为单靠“策略”,是没有用的,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为,只要看纪德的讲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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