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沪宁的克复，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这“别人出力我高兴”的报应之一，是搜索枯肠，硬做文章的苦差使。其实，我于做这等事，是不大合宜的，因为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即如现在，何尝不想写得切题一些呢，然而还是胡思乱想，像样点的好意思总像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忽然想到昨天在黄埔〔２〕看见的几个来投学生军的青年，才知道在前线上拚命的原来是这样的人；自己在讲堂上胡说了几句〔３〕便骗得听众拍手，真是应该羞愧。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复过南京，还给捐躯的战士立了一块碑，民国二年后，便被张勋毁掉了，〔４〕今年顷又可以重立。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５〕上所载李守常〔６〕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虽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们高兴。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无裨于事是一样的。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７〕上，曾经引有列宁的话：“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８〕，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结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９〕，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像列宁似的简单明了，列宁究竟是俄国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比我们中国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１０〕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１１〕和“三一八惨案”〔１２〕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１３〕，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
当盛大的庆典的这一天，我敢以这些杂乱无章的话献给在广州的革命民众，我深望不至于因这几句出轨的话而扫兴，因为将来可以补救的日子还很多。倘使因此扫兴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
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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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第十一号。
沪宁克复，指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和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克南京。
〔２〕黄埔指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所创立的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址在广州黄埔。一九二四年六月正式开学。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以前，它是国共合作的学校。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共产党人都在该校担任过负责的工作。〔３〕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所作的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后收入《而已集》。
〔４〕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原为清朝江南提督、钦差江防大臣。辛亥革命时，他曾在南京负隅顽抗；一九一七年七月又曾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革命军攻克南京，临时政府曾在莫愁湖畔建立“粤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刻有孙中山“建国成仁”的题字。一九一三年九月张勋攻占南京后此碑被毁。
〔５〕《循环日报》一八七四年一月五日创刊于香港的中文报纸，王韬主办。
〔６〕李守常（１８８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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