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所谓“文人相轻”,不但是混淆黑白的口号,掩护着文坛的昏暗,也在给有一些人“挂着羊头卖狗肉”的。
真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能有多少呢!我们在近凡年所遇见的,有的是“以其所短,轻人所短”。例如白话文中,有些是该屈难读的,确是一种“短”,于是有人提了小品或语录,向这一点昂然进攻了,但不久就露出尾巴来,暴露了他连对于自己所提倡的文章,也常常点着破句〔2〕,“短”得很。有的却简直是“以其所短,轻人所长”了。例如轻蔑“杂文”的人,不但他所用的也是“杂文”,而他的“杂文”,比起他所轻蔑的别的“杂文”来,还拙劣到不能相提并论〔3〕。那些高谈阔论,不过是契诃夫(AChekhov)所指出的登了不识羞的顶颠,傲视着一切〔4〕,被轻者是无福和他们比较的,更从什么地方“相”起?现在谓之“相”,其实是给他们一扬,靠了这“相”,也是“文人”了。然而,“所长”呢?
况且现在文坛上的纠纷,其实也并不是为了文笔的短长。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受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如果第三者不以为然了,可以指出他所非的其实是“是”,他所憎的其实该爱来,单用了笼统的“文人相轻”这一句空话,是不能抹杀的,世间还没有这种便宜事。一有文人,就有纠纷,但到后来,谁是谁非,孰存孰亡,都无不明明白白。因为还有一些读者,他的是非爱憎,是比和事老的评论家还要清楚的。
然而,又有人来恐吓了。他说,你不怕么?古之嵇康,在柳树下打铁,钟会来看他,他不客气,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于是得罪了钟文人,后来被他在司马懿面前搬是非,送命了〔5〕。所以你无论遇见谁,应该赶紧打拱作揖,让坐献茶,连称“久仰久仰”才是。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况且这位恐吓家的举例,其实也是不对的,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
不过我在这里,并非主张文人应该傲慢,或不妨傲慢,只是说,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6〕。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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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六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2〕指林语堂。他在《论语》第二十六期(一九三三年十月)的《论语录体之用》一文中说:“吾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盖语录简练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有白话之爽利,无白话之噜*铡!�…白话文之病,噜哩嗾。”但�*在《新语林》创刊号(一九三四年七月)的《论个人笔调》一文中,却将引文“有时过客题诗,山门系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鸾。”错点为:“有时过客题诗山门,系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鸾。”
〔3〕指林希隽,参看本书《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及其注〔5〕。〔4〕这句话见于契诃夫的遗著《随笔》。
〔5〕关于钟会访嵇康事,见《晋书・嵇康传》:“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钟会(225―264),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司马昭的重要谋士。魏常道乡公景元三年(262)拜镇西将军,次年统兵伐蜀,蜀平后谋反,被杀。文中司马懿应为司马昭。
〔6〕赫尔库来斯紧抱巨人安太乌斯据古希腊神话:赫尔库来斯是主神宙斯的儿子,神勇有力。安太乌斯是地神盖娅的儿子,他只要靠着地面,就力大无穷。在一次搏斗中,赫尔库来斯把安太乌斯紧紧抱起,使他脱离地面,而扼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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