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谈到本文以前，我有两个声明：第一：我也是一个已经脱离了复旦的学生。我做这篇东西，绝不参一点主观见解替复旦无谓吹牛。
第二：冯珧君的名字虽然遍找同学录都找不出；然而我决不因为作者没有署真名，因此轻视了他的言论。
冯珧君在本刊四卷三十二期，做了一篇《谈谈复旦大学》的文章。内中他列举复旦腐败的事实，总括起来，有：
（一）学校物质设备的不周到：如住室及阅书室的拥挤，饭馆的污秽，参考图书的不充足。
（二）教授的没有本领：如胖得不好走路的某文学教授，乡音夹英语，北京话夹上海腔的某教授，上课考试妈妈虎虎的某教授。
（三）学校对学生的括削：如图书费的两重征收，新宿舍的多缴宿费，膳费的必缴银行，学分补考的包定及格。
（四）学生的不肯读书：如上课时每人手小说一本，杂志一本，小报一张，做成绩报告时的请人代替，考试时的要求减少页数，和作弊偷看书。
（五）学生的强横：如对好教授的“十大罪状”，“誓驱此贼”。
（六）学生的浪漫：如“左边先帝爷下南阳”，“右边妹妹我爱你”，“楼板上跳舞”，“大部人脸上满涂白玉霜”，“量制服停课三天”之类。
（七）学生的懦弱：如对小店的索帐，无抵抗如羔羊。
因为上面这几点，所以冯君（？）的结论就说“复旦大学已经一落千丈！”就说“量不到它这样容易衰老颓败！”
我以为冯君所讲的有些是事实。但是“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而且在整个中国教育并未上轨道的情形之下，若是我们对这几十年前有光荣产生的历史，与现在有法子可以救药的复旦，全然抹杀它的优良点。仅仅列举一二事实为图文笔的生辣可喜，放大起来，以定它全部的罪状，使得它受一个永远的猛烈的创伤，间接给萌芽的中国教育之一部以一个致命打击。我想：这不是冯君的原意。因此，我愿意把我所晓得的复旦大学，全凭着客观的事实来谈一谈：讲到物质设备，复旦因为负债十余万，最近几年学校竭全力在休养生息，偿清旧债（现在每年可还三万），所以完美的设备，实在不能跟随着学生人数的发达而增加。可是这一点并不是不注意。今年暑假中的加辟阅书室，和添建将近可容二百人的新宿舍，就是事实。我希望今后同学不致于再住在乡村的小屋里，终日奔走风雨烈日尘沙中。讲到伙食，我一方面希望学校和学生会能够尽力整顿校内的厨房，一方面希望同学不要再在学校能力所不及的校外污秽饭馆里去吃价钱较昂贵的饭。讲到饭桶教授，在几十个教授当中，有几个确实是如冯君所讲。我因为听了同学的批评，在去年放假时曾一再要求学校当局彻底破除情面，一面驱逐这些无能力或不负责的教授；一面加聘确有学问的学者。可是学校当局的答复是：教授订聘都是一年，在任期未终了而多数学生并未有明显表示时，不能解雇。至于加聘薪水特大的著名学者，则在最近的学校经济情形之下，实在难于实行。下期新聘的教授怎么样我不得知，可是在冯君那篇文章没有发表之前，冯君所举的那几个著名饭桶教授，业已决定辞退，则是事实。
讲到学校的剥削学生，学生在总图书费之外，因各科另设图书室，而别征图书费那是事实。但是我在文科记得只交图书费一元。我想牺牲一块钱能够看到若干书，这个牺牲是有价值的。因此，我所注意的，不在图书费的本身，而在图书费的处置得当。我去年极力主张同学组织图书委员会，就是这个意思。（本来学校有一个师生合作的图书委员会）讲到新宿舍宿费的多征三元，据闻是因为设备比其他宿舍特别好，学校想弥补经济上损失的原故。讲到膳费的必缴银行，这是因为学校与银行借款时合同上注明“全缴”“透支”的原故，假若在三年内把银行债款还清，这个不平等条约当然可以取消。讲到学分补考的包定及格，则第一，补考并非给教授；第二，补考不一定可以及格，我有一个同学就是重读的一人；第三，学校每届假期，平均要开除几十个成绩不好的学生，足以证明学校并非唯利是视。至于同乡会是自由加入的机关，募捐处则并没有这个名义。
讲到学生的不肯读书，上课时每人都看小说或小报，那全不是事实。复旦因交通关系，小报销买极少，在课堂上则我在复旦时，从没有看见人挪起过，就是小说杂志也是极少，血滴子，红玫瑰的名字，我还没有听见过。
冯君下一个“每人”都看小说杂志或小报的肯定语，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我要替复旦同学叫屈！讲到成绩报告请人代做，这是在各校都可能的事，但是我相信肯代做的人很少，因为大家忙于预备自己的考试，专门牺牲自己来做人家的工具，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阿木林。讲到考试时要求减少页数和作弊看书，我想这在那少数的饭桶教授面前是容易办到，而在多数的肯负责的教授面前是绝对不可行，这是我很久观察的事实，自问没有多大错误（我去年曾建议排定讲堂座位，不久或可实行）；而且我还有一种观察：觉得复旦虽滥收了许多非以读书为目的的公子少爷，然而勤奋读书的同学，却一天一天的加多，拿过去一个阅书室尽够应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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