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理战胜”的牌坊〔2〕，立在法国巴黎的公园里不知怎样，立在中国北京的中央公园里可实在有些希奇，――但这是现在的话。当时，市民和学生也曾游行欢呼过。
我们那时的所以入战胜之林者，因为曾经送去过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夸工人在欧战的劳绩。现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战胜也忘却了，而且实际上是战败了〔3〕。
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
我们弓箭是能自己制造的，然而败于金，败于元，败于清。记得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
却答道，“有天灵盖”！〔4〕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现在又发现了一种“民气”，更加玄虚飘渺了。
但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我近来也颇觉“心上有杞天之虑”〔5〕，怕中国更要复古了。瓜皮帽，长衫，双梁鞋，打拱作揖，大红名片，水烟筒，或者都要成为爱国的标征，因为这些都可以不费力气而拿出来，和天灵盖不相上下的。（但大红名片也许不用，以避“赤化”之嫌。）
然而我并不说中国人顽固，因为我相信，鸦片和扑克是不会在排斥之列的。况且爱国之士不是已经说过，马将牌已在西洋盛行，给我们复了仇么？
爱国之士又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
我们仔细查察自己，不再说诳的时候应该到来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也就是到了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
我不以为自承无力，是比自夸爱和平更其耻辱。
六月二十三日。
先前以“士人”“上等人”自居的，现在大可以改称“平民”了罢；在实际上，也确有许多人已经如此。彼一时，此一时，清朝该去考秀才，捐监生，〔6〕现在就只得进学校。“平民”这一个徽号现已日见其时式，地位也高起来了，以此自居，大概总可以从别人得到和先前对于“上等人”一样的尊敬，时势虽然变迁，老地位是不会失掉的。倘遇见这样的平民，必须恭维他，至少也得点头拱手陪笑唯诺，像先前下等人的对于贵人一般。否则，你就会得到罪名，曰：“骄傲”，或“贵族的”。因为他已经是平民了。见平民而不格外趋奉，非骄傲而何？
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7〕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
“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8〕，一路的呵。”
徐锡麟〔9〕刺杀恩铭之后，大捕党人，陶成章〔10〕君是其中之一，罪状曰：“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殊觉费解。）于是连他在家的父亲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兴旺，这才被尊称为“老太爷”；有人给“孙少爷”去说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杀了，神主入祠的时候，捧香恭送的士绅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凯打倒二次革命〔11〕之后，这才冷落起来。
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12〕的机运就成熟了。听说现在悟善社〔13〕里的神主已经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谟哈默德〔14〕。
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他们是恶棍了。
月球只一面对着太阳，那一面我们永远不得见。歌颂中国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隐匿了黑的一面。譬如说到家族亲旧，书上就有许多好看的形容词：慈呀，爱呀，悌呀，……
又有许多好看的古典：五世同堂呀，礼门呀，义宗〔15〕呀，……
至于诨名，却藏在活人的心中，隐僻的书上。最简单的打官司教科书《萧曹遗笔》〔16〕里就有着不少惯用的恶��，现在钞一点在这里，省得自己做文章――
亲戚类
孽亲 枭亲 兽亲 鳄亲 虎亲 歪亲
尊长类
鳄伯 虎伯（叔同） 孽兄 毒兄 虎兄
卑幼类
悖男 恶侄 孽侄 悖孙 虎孙 枭甥
孽甥 悖妾 泼媳 枭弟 恶婿 凶奴
其中没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为历朝大抵“以孝治天下”〔17〕。
这一种手段也不独讼师有。民国元年章
扩展阅读
你需要登录才能回应，
还没有帐号？注册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