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②，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③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④，“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⑤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⑥，《晨报》⑦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⑧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⑨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⑩），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一九三○，四，十九。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②指《拓荒者》第二期（一九三○年二月）刊载的冯乃超《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阶级社会的艺术》，它批驳了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吧？》一文中的某些观点，其中说：“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所谓‘正当的生活斗争手段’。‘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那末，这样一来，资本家更能够安稳的加紧其榨取的手段，天下便太平。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③梁实秋所说的“我不生气”以及本篇所引用的他的话，都见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新月》第二卷第九期（按实际出版日期当在一九三○年二月以后）《“资本家的走狗”》一文。
④这里所说的定义，指冯乃超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中所引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定义：“无产者――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er）是什么呢？它是‘除开出卖其劳动以外，完全没有方法维持其生计的，又因此又不倚赖任何种类资本的利润之社会阶级。……总之，普罗列塔利亚――普罗列塔利亚底阶级就是十九世纪的（现在也是的）劳动阶级（Proletariat）’。（恩格斯）”这段话现译为：“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答：无产阶级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就是十九世纪的劳动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一○页，一九七二年五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⑤《答鲁迅先生》也见于《新月》第二卷第九期。梁实秋在文中说：“讲我自己罢，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⑥指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爱国学生和群众为反对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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