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人在公开场合谈及丈夫,向来习惯用第三人称:清末民初时老派点的称“老爷”,市井点的“伊拿爷”,上世纪初上海第一代白领太太,则很文质彬彬地称“阿拉先生”,劳动妇女干脆一声“阿拉男的”,掷地有声,石库门弄堂里的中下等主妇,只是含糊地一声“阿拉屋里厢”,维新派的职业妇女,才大大方方直接用名字称呼自己丈夫,也有个别洋派的早期海归派,一声“达令‘darling’”或“甜心‘Honey’”,但一般上海人哪怕是白领夫妇,总还是不大习惯,觉得太过肉麻,宁可叫对方小名。

解放了,一种比大令和甜心更直接更肉麻的称谓问世——爱人,更有种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称呼“爱人同志”——其实,在沸腾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连电影中都不大允许有男女太过亲热的镜头出现,上海人在社交和公众场合,却用这种太过私人化、太过有感情色彩的词汇,似很有悖于那个时代的精神。

但事实是,上海人可以将这个一般讲不大容易说出口的“爱人”流利吐出来,连带街道里文化不高的、不大出套的家庭妇女,在严肃的政治学习会上,也可以从容地一口一声“阿拉爱人”,“某某同志的爱人”,还有“某某的老爱人”……只是提到“爱人”两字时,通常都缺乏一种提及这个词眼时该有的甜蜜和羞怯。

上海人在公开场合,“爱人”叫得很起劲,但在两人世界,反而不叫对方为“我的爱人”,哪位老婆如果对着丈夫一声“爱人呵!”,不觉得她有点毛病,起码也会觉得像在念话剧对白!上海男人宁可听自己家老婆一声“十三点”,再带娇嗔地白一眼,那种窝心得意,远不是一声苍白空洞字眼华丽的“爱人”所能传递的。

改革开放后,这个大胆直接的“爱人”称谓,被遗忘了,今日活泼开放的上海女人,反而更青睐一个土里土气的称谓——“老公”。

“老公”一词,应是当年随南风刮入上海,或者因其的诙谐亲切,再加琅琅上口,尤如叫爸爸妈妈一样顺口,很快在上海流行开来。说来也是,老公,是女人除了爸爸妈妈外最重要的一个亲人,爸妈有一日会年老而去,儿女会长大有自己世界,唯老公,是女人叫得最长久的一个称谓,而且像红木家具,时日越久木质越靓。

一声老公,特别由一个新婚不久的青春少妇甜沁沁地叫出来,其中弥漫着的那份满足,幸福之情,远不是一声洋气的“达令”,更不是一声身份含糊的“爱人”所能表达。

老公老公,自有一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一种天荒地老的相随。

一声老公,老少皆宜,市井亲民又合乎国情、难怪今日申城,从白领女士到退休老妈妈,都大大声叫自己另一半“阿拉老公”。有的还嫌自己老公不够老,干脆一声“阿拉老头子”。

当老公变成名副其实的“阿拉老头子”时,就是生死契阔、白头偕老的兑现版,个中承载的幸福甘苦,是岁月和灵魂的对话浇灌出的玫瑰,哪是花店的999支,哪怕9999支玫瑰所能表达的?钱,可以买到9千、9万支玫瑰,但买不到一声发自内心的甜蜜的“阿拉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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