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多年前的陈蕃，经常被老先生拿来训后生：“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当年，15岁的陈蕃独处庭院习诗读书，院子里杂草丛生，秽物满地，他父亲的老友薛勤劝他：“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不讲究的陈蕃，后来争锋外戚，抗衡宦官，在朝纲崩乱的时候，在百余年之间维持汉室乱而不亡，出力最多，功劳最大。
陈蕃虽然最终扫了天下，但历史唠唠叨叨的，还是他那点儿不干净的小毛病。这个例子，我觉得既有普适性，又没有普适性，譬如正方有王安石，而反方有张居正。
对王安石来说，他最大的逸闻就是生活上不修边幅、不讲究。据说，他长时间地不换洗衣服，长时间地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这使他的衣服上到处是汤汁、油渍、汗迹。而且他不但不在意外表，而且不讲究吃食，有一次宋仁宗大宴群臣，要所有人都自己在御池中钓鱼，由御厨用钓上来的鱼做每个人想吃的菜。大家都拿上鱼钩和鱼饵去钓鱼，只有王安石一动不动，而是把盘子里的鱼饵吃光了，最后在众人的惊讶声中，表示已经吃饱了。
同样，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也说，有人告诉王安石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鹿肉丝，吃饭时不吃别的菜。夫人问鹿肉丝摆在什么地方？来人说摆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结果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完全不吃鹿肉丝。
然而邋里邋遢的王安石，在整治上却有一股神勇，坐着宋神宗的直升飞机一路青云直上，最后以等同于宰相之位，在北宋大地上厉行变法，一心打造一个兵精马壮的强大帝国。
与王安石相比，张居正则是个重视生活品质和细节的人。“须长至腹”的美髯公张居正，不但颀面秀眉目，还爱修饰整洁，仪表不凡衣着华美，还长期在身上涂抹香脂，几乎堪称帅爷。他的友人也说:“居正性整洁，好鲜丽，日必易一衣，冰纨霞绮，尚方所不逮。”“故相江陵公，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虽李固、何宴无以过之。”
同时，张居正的家居生活也相当奢华，他喜好收藏古玩，又好女色，他对女色的要求也相当高，不媚不近，不艳不取，他的部下、抗倭英雄、海上战将戚继光，就曾不惜重金购买数个被称为“千金姬”的美女，还有在与倭寇对阵多次斩获的珠宝及春药，都献给了他。
但令人不解的是，同样是宰相之位，同样是一心变法，在王安石面前是寂寞小径，山拦海阻，皇上也且行且疑，最后杳无踪迹；而张居正一出手，却能呼风唤雨，令出必行，即使身死而功业却成，为什么？从一方面来说，固然是王安石没有绝对权力，受制于朝野民间的反对力量，而张居正在孤儿寡母和满朝文武那里有大威严，又有冯保联手，一切皆能畅行，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英雄谋局造势皆仰赖个人的性情和手腕，两人的差别究竟在哪？
从生活细节和为人来看，那个一心要做“商鞅第二”的王安石，其实非常性情。
他穿衣吃饭都是冷则穿饿则食，不讲究，也不要求，他回南京后住的半山园，也是“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它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寒碜简陋到极点；在官场上他待人也是如此，全无人情盘算，但问喜恶与否，皇帝欣赏他他就谈得甚欢，跟好友司马光政见不同就君子绝交，苏洵即使以文章名动天下，他因为不喜欢也不发一词之赞。
如果说这些还不够，那么还可以看看他对儿子的态度。其子王雱为人骄横、狂妄，王安石变法受阻，他动辄即要砍了韩琦、富弼的头，但王安石却十分溺爱，并百般袒护，尽力为他谋私，还为他在皇帝面前保荐，在其33岁病死后，王安石甚至还为他建祠堂写颂词。
由此可见，“拗相公”王安石的“拗”，他的变法态度之坚决、之一意孤行，只是一种认死理而已，不是英勇，更不是理性，而是一种大性情，只是这种性情是以一种反面的极端表现出来而已。事实上，人情冷漠是他性之所致，溺爱儿子也是他情之所寄，王安石表面上的瘦、硬、狠其实都是纸老虎，他的理性甚至远不如同是书生的王莽，王莽谦恭隐忍多年，为了声名他甚至能一连逼杀长子王宇、次子王获、幼子王临，理性到了虎毒食子的地步。
跟王安石相反，张居正看似时髦圆滑、熟稔交际、流连女色，事实上则极端理性。
张居正初一入仕时，也曾经像王安石一样，清流不粘锅，因而四处碰壁，青云无望，后来他辞官周游天下，一段出世的路上悟得入世的精要，所以他后来在官场闪转腾挪，在高拱和徐阶这样的厚黑高手中能如入水之鱼，在纷乱的政局中能自保自升，清醒自知也。
在生活中千娇百媚、艳羽如凤的张居正，曾经酒量很大，和万历后来的“每日必饮，饮之必醉，醉之必杖人”有的一拼，他母亲年事已高，很担心他喝酒误事，请人写诗以“君宠母恩俱未报，酒如成病悔何追”示他，张居正竟能从此不招待至亲好友不饮，终身不醉。
要知道，没有坚忍的信念和大力自持，戒酒戒烟一类事，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一生自认“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的张居正，极重义气，对最早赏识他的顾东桥，对后来提拔他的徐阶，都体恤有加，但同时他也能在温情之外另备刀剑，以兵法处理朝政，“杀以止杀，刑期无刑”，“盗者必获，获而必诛”，“士不用命，则士之过也，杀之无赦”。
再譬如用人，民间的青天大老爷海瑞，何以张居正始终不重用他？一句话，海瑞固然是清官，但却不是能臣，张居正曾对吏部尚书说：海先生是好人，但我要用的是好官。好人大节不亏，不贪不懒，做事有规矩；而好官不然，上要让皇帝放心，下要让老百姓得实惠。若搞得国家收入大减，百姓生活不能提高，就不是好官，所以呢，还不如让海瑞做好人。
相比而言，王安石识人用人，则未免不明。他用的多是一些巴结阿谀在行、谋事做事欠缺的小人，不但不能替他尽心尽力推行变法，还要在中间设卡中饱私囊，最要命的是，这样的人不但不能帮王安石的台，还要拆他的台，在他树倒猢狲散之后，反而倒打他一耙。
所以，倜傥风流、有情有义的张居正看似性情——他也未必不是真性情，其实却在落拓不羁之外刚毅多谋，杀伐决断，这种理性可能并非他本性，但却是他要在腥风血雨的王朝政治中生存下来的不二法门，也是他多年来从白面书生摸爬滚打成腹黑宰相的成事之道。
张居正生前，既立过大功，同时也大节有亏，他肯定能想得到后世的毁誉。他还知道，所有现世的富贵荣华和温柔乡统统都带不走，后世浮沉的唯有功名，所以他像武则天树无字碑一样，墓中什么都没有放，仅有一条玉带、一方砚台。在他死后380年的“文革”中，红卫兵扒开了他的墓穴，据熊召政先生说:“红卫兵们一拥而上，掀开棺盖，除张居正的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之外，袍服尽烂，棺内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别无任何陪葬品。”
后人很难想明白，权倾朝野、抄家抄出10万两白银的张居正，墓中为何空空？
我觉得是这样，张居正是个现世的人物，在所有学法家的人物中，唯有他最接近商鞅，一生只求建功立业，不管身后荣辱。虽然商鞅接受了封地，面南而王，张居正也一生优渥、奢侈无度，但那都是对凡胎肉身的贿赂，和他们追求的帝国功业无关，所以在墓中他什么也不放，因为什么也带不走，他所有的努力、用心、情意早已付诸江山，如此也就够了。
加缪说，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献给现在。商鞅如此，张居正也如此。
中国人都是清流，有一种近乎苛责的道德洁癖，欣赏超人、完人和圣人，一方面要做事的人有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做事的人有品行，这很不现实，两者兼具的人很难在中国社会中杀出一条洁白的路来，在帝制人治时代，历史的前进不免要以血开道，以权行事，绝非那些不粘锅、不共舞的人所能成事的，而恰恰是只问成效、不管手段的灰色人物才能谋功。
虽然张居正没有选择海瑞，但是历史却选择了他，他不知道自己其实在按历史规则在办事，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被历史按历史的规则办事。这种规则唯实用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商鞅被选中过，王莽被淘汰了；张居正被选中过，王安石被淘汰了；李鸿章被选中过，康有为被淘汰了。被淘汰的未必不是君子，入选者也未必都是好人，但是历史不需要君子，也不需要好人，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奸臣不奸、权臣不权也都难以成为历史的顶梁柱。
曾经赤壁怀古、极目楚天的张居正，在《游衡岳记•后记》中这样挥洒心绪：余前来，道大江，溯汉口，而登赤壁矶。观孙曹战处，慷慨悲歌，俯仰今古。北眺乌林，伤雄心之乍衄；东望夏口，美瑜亮之逢时。遐想徘徊，不知逸气之横发也。继过岳阳，观洞庭，长涛巨浸，惊魂耀魄，诸方溟涬，一瞬皆空，则有细宇宙、齐物我、吞吐万象、并罗八极之心。
楚人，自古虽然从撮尔小国开疆拓土，但却有雄霸天下之心。荆楚之士张居正，也常以“在国家多难之秋，楚人能挺身而出”自任，这个天纵之才，要的不是金满屋银满屋，更非金银屋中的女娇娥，而是在时空长河的功业，所以他能动心忍性，厚黑于胸，在力挽大明狂澜的道路上不择手段，在他的倜傥、风流和温情背后，那种刻骨的理性是一种大英勇。
臧否古今人物，有人迷恋宏大，有人醉心细节，但无论宏图霸业还是不羁小节，都随着东去的江河逝者如斯，浪花淘尽英雄，皆成空，只剩在小细节和大功名中感慨的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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