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智上少林寺挑衅，使遍七十二绝技，方丈群僧无不骇然。这时，小和尚虚竹跑过来，只瞅了一眼，就说：“这位大师用的明明是小无相功嘛。”鸠摩智慌了。一般人看到的是招数，厉害的人看到的是内功。
有个本科读经济的学生考去地理学院读研究生，一开始根本没有老师愿意带，因为这家伙一点地理学基础都没有，一年之后，这家伙发的paper超过了所有本科地理出身的学生。然后就有地理学出身的学生向他取经，打开他的论文一看，根本学不来，因为他论文里那些经济学模型在地理系学生看来“数学程度太高深了”。那家伙暗自笑话他们：这些都是很基础的模型，我会告诉你们我是因为数学太差才从经济系转到地理系来的吗？
有个笑话。当年凯恩斯约拉姆齐喝下午茶，想跟他探讨一下经济学问题，凯恩斯说：“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经济学家。”拉姆齐说：“得了吧，经济学哪有什么问题好聊，我下午要去维特根斯坦那儿跟他聊聊逻辑哲学呢。”
陆游说：“汝欲学作诗，功夫在诗外。”你在一个行当里面学到的都是招数，是行业规矩，它保证你有资格进入这个领域。但是，在这个领域你能达到多深的造诣，这是内功，内功的训练，可能往往要超出这个领域之外。所以，少林寺诸高僧抱着七十二绝技的招数啃，一人啃一门绝技，啃到头最多一人身兼十三门绝技，根本无法和番僧鸠摩智相抗衡。要身兼七十二门绝技，那就要用到内功心法，内功心法在哪呢？不在武学书里，在佛经里。
这就带来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想走捷径，想从最近的路登上山顶，但当你从山下出发时，根本不知道那条路最短。你看上去最短的那条路可能只是第一段比较短，再往后就非常绕了。
钱穆先生是历史学家，奠定他学术地位的两部书是《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歆父子年谱》。他因为这两部书而从中学语文老师变成大学历史教授。别人即使可以批评他历史观，和他意见相左，但这两部书的价值没有人能够否认，因为这里体现出来的是硬功夫，是干货，在同一个领域没有人能做到他那么硬。这两部书是钱穆年轻时的作品，可是，他在将近六十岁时说了这样的话，我读了感到惊心动魄——“吾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自问薄有一得，莫非宋明儒之所赐。”
这乍一看是谦虚得过头了：“我没有什么学问，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也就是在宋明理学方面有点小心得。别的成绩都不算啥。”再一想是骄傲得过头了：“我在历史领域的那些成果都不重要，跟我在理学方面的研究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但凡了解的人都知道，钱穆在近百年来的历史学界，是数一数二的人。说出这话来，那不是骄傲是什么？
时间久了，我才慢慢体会到，钱穆先生说这话，是心平气和的，是既不谦虚也不骄傲的，是的论，是金针度人的话，只是一般人察觉不到。为什么察觉不到呢，因为一般人只看得见招数，看不见内功。你读罗素谈幸福的书，读叔本华谈智慧的书，你觉得他们谈的太到位了，但你不知道，人家平时思考的是形而上的问题，内功在那里，有了内功，比划一些招数又有何难。
你去看范文澜编的古代史，一股马列气息扑面而来，跟钱穆的古代史决然不同。别的领域就算了，比如说经济学，我也是读高鸿业入门的，后来读范里安，完全矫正过来了，中毒不深。但是像历史、文学这些领域，先入为主，中了毒再解毒，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比如文学史方面，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和龚鹏程的《中国文学史》相去太远。袁行霈认为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一座高峰，空前绝后。龚鹏程认为，清末民初才是诗歌空前绝后的高峰。谁对谁错呢？大家都认为是唐朝是高峰，那是因为一般人看的是招数，要看内功，必然是龚鹏程说的对。
看招数，看到头也就是这个境界——你翻开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看到他问上帝的那些话，然后想到张载的“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这不是很类似的想法吗？对，看招数，看到这个地步就到头了。看内功就不一样，你读《伊川击壤集》，邵雍根本没有大段大段用庄子的典故，但你读得仔细，里面分明是庄子的气味。有次我看到某领导撰写的一幅对联，就对旁边人说，这位领导肯定喜欢读《老子》。他惊讶地问我：“你怎么看出来的？该领导案头常备的一本书就是《老子》。”我说：“你看这对联里，他和‘道’相对仗的字是‘名’，这是武功家数，熟悉《老子》的人很自然就这么用了。如果他对儒家更熟悉，他更有可能拿‘天’来对仗。”
听一个人说话，并不一定能了解他的真实想法，他的真实观点可能不是他想要表达出来的（他不是三体人）。但你如果留意他说话的方式，细心的话，就能抓住他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态度，因为他的表达方式是和思维方式相关的，而思维方式一定会影响到他的真实观点，想隐藏真实观点很容易，但想隐藏思维方式却很难。就像一个习武之人，隐藏招数很容易，但隐藏内功就太难了。
孔子说：视其所由，观其所以，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所由、所以、所安，这些都是内功。你把招数丢掉，去看内功，这人就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了。但有一个前提，你的内功要比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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