粽子本来是端午节的象征，在利益决定生产的现在，成了不分时令的食物。真空包装的粽子随处可见，或甜或咸的粽子打着不同的厂牌，再也不是老阿姨闲聊间捆出来的，整道流水线只剩下包粽子这一道工序无法被机械替代。当包粽子变成了一项要求速度和体力的工作，能胜任的惟有年轻力壮的员工。
我心目中的粽子不该是这样的，当然也没法就此说三道四。就如比尔·比福德在《后厨》一书中反复念叨的“大食物”和“小食物”，我偏爱那些慢工细活做出来的吃食，一碗面，一只粽。材料不金贵，也没什么必达的标准，重要的是食物蕴含的心意和不可复制的记忆。
说到关于粽子的记忆，首先想到的是小学时代。妈妈十六岁离开上海赴云南插队，后来结婚生子，中间缺乏学习包粽子的机会。是的，当年妈妈不会包粽子。八十年代的云南，似乎街上也没人卖粽子。我和同学说，端午节我家没粽子，能带几只给我？说者无心，听的人却有了主意。端午节那天，我收到的不是一两只粽子，而是满满一大海碗，从形状到个头之迥异，简直就像人生的衍生折射。那是全班同学从家里带来的，既有朴实硕大的三角粽，也有一小串乒乓球大小、更像是艺术品的迷你粽，还有用细竹篾编成的方形小笼，缝隙间露出加了五香调料的褐色糯米，精致得让人舍不得拆开。
粽子实在太多，我送了些给老师，余下的拿回家和爸妈吃了好几天。那年的粽子在记忆中留下了厚厚的一笔。每当有人说西南民风彪悍，我都想跳起来反驳：老家云南的人们不仅善良，还有种浪漫的情怀。
若干年后，我和妈妈一起回了她的故乡上海，和外婆同住。妈和外婆不大像。外婆是个高身量方脸的苏北女人，皮肤白，嗓门大，年过八旬，精神依旧健旺。外婆身上有种不由分说的气质，妈妈心软又急躁，大概是在上海的市井里诞生的缘故，没了苏北的耿气。外婆每年包粽子。粽叶买来先浸在大木盆里，另有一脸盆雪白的糯米，架势相当壮观。外婆手上包着粽子，嘴里发号施令：侬过来，学一下！这个“侬”说的是我妈。外婆说得平淡：以后我走了，这个家都没人包粽子了，要学会。
就这样，我妈终于在四十多岁学会了包粽子。我家不做沪上流行的肉粽，一般是白米，有时加赤豆。自家的粽子比拳头还大，有股森森的清香，蘸点白糖，一口咬下去，紧致绵软的糯米在牙齿间分开的感触，让人忍不住细细咀嚼。我的老外婆一次可以吃两只粽子，再一次胜过妈妈和我。她总是边吃边说：粽子一定要扎紧，不然不好吃的。
外婆过世那年九十六岁。之后，妈妈像是突然懈怠下来，不再包粽子。我家的端午节变得平淡，和众多享受商业化福利的家庭一样，我买粽子给爸妈。我有时忍不住想，我是不是也该学着包粽子呢？坊间买不到那样紧实的白米粽，外婆教给妈妈的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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