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有志气，凭着自己高超的木工技艺，给地主做长工，也可勉强维持生计。
爷爷瞧不起穷人，这在我们小时候印象深刻。他的言谈中明显觉出他对地主的恭敬和钦佩。文革期间，地主被斗，有个地主被打得卧床不起，谁都避之不及，唯有爷爷提了两封子点心，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去看望地主。爷爷的成分是贫雇农，“根正苗红”，加上自己在村里的威望和辈分高，耳朵又聋，有时你说东，他答西，真听不懂也好，故意为之也罢，总之，管事的人都睁只眼闭只眼装作看不见，好像也不愿跟这“聋汉”磨牙费时，更晓得就凭这“根正苗红”的贫雇农一生的口碑，再怎么做也背叛不了党，所以大可放心，随他怎么样也不管。
爷爷常对我们说，地主家相对的好日子都是他们起早贪黑、勤劳吃苦的结果；相反，那些穷人之所以穷，都是因为要么好吃懒做，要么不会打算。当然，这些都是说的一般情况，不包括土匪恶霸的横财和像他自己一样遇到特殊情况的窘困阶段。总之，无论什么年代，勤劳致富是走向富裕的康庄大道。
至于地主的剥削，爷爷嘴里没说，倒是对地主家的规矩治家非常羡慕和钦佩。在我们小时候，因为父亲在外地工作的缘故，爷爷很自然地对我们承担起了父亲教育子女的义务。常常自觉不自觉的用地主家的规矩要求我们——虽然爷爷溺爱我们到可以让我的弟弟拿他当马骑，可以给我钉鞋带、梳辫子。爷爷对我们的规矩都是和风细雨般的，循循善诱的，溺爱式的，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严厉。而且听故事式有着无穷乐趣的，所以，我们接受起来也是自然而然，毫无束缚感的。
爷爷年轻时常年在地主家干活，几乎就是地主家的一员，而且是座上宾。爷爷说，每每吃饭，都是他和主人在八仙桌上吃，而且是他坐上岗子位，地主坐下岗子位。“地主婆”和孩子们都在桌下的小矮桌子上吃饭，就连地主的母亲也是不会上正席吃饭的。而且饭食不一样，爷爷和主人吃的是白面馍馍，地主婆和孩子吃的是比穷人家的糠窝窝好点的也是掺了谷糠的棒子面窝窝。地主主人对爷爷的尊重，用爷爷的话说那是“高抬轻放”。爷爷更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相互尊重，相处融洽。彼此彬彬有礼，客气有加。地主家还很讲诚信，没拖欠过爷爷的工钱，而且还按爷爷的要求，将工钱兑换成当时的粮食价格，工钱变粮食，并且常年在地主家“寄放”着，什么时候爷爷需要吃，就去地主家撮粮食，还免去了爷爷家置缸买瓮的麻烦，也不用为保存粮食不受潮、不发霉招虫费时发愁。
有些事情很有意思，上饭时互相都不说明，而是像猜谜语般你来我去，也许这就是所谓地主和长工之间的情趣？
比如：初到地主家干活，主人上一个馒头，爷爷只吃半个；主人摸不透爷爷饭量，再上饭就上两个馒头，爷爷吃了一个半；那么，主人第三次上饭时便会上三个馒头，爷爷如果依然吃了一个半，那么，地主家便知道了爷爷的饭量，再上饭时就上两个馒头，如若爷爷吃了两个半，那么下次上饭就会依次增加馒头的数量，直到摸清“木匠老师儿”饭量为止。但都不互相通气，因为这是面子问题，问“木匠老师儿”饭量是很不礼貌的，而“木匠老师儿”把上的饭全部吃掉也是跌份儿的。所以，主人上饭绰绰有余，爷爷吃饭富富有余。这是彼此都心知肚明、互相暗暗自觉遵守的规矩。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都借“余”这个吉祥字，建构着生活的美好愿景。与成语“年年有余”的意思相同。
老家没有小说里说的大地主，都是些小地主，所以，大多数电影里奴婢的活儿都是地主婆亲自干。那些对奴婢的要求地主婆是首先执行的，直到日子过得足以“觅人”，有条件使用奴婢时，自己才能解脱出来，把亲身体验的规矩传授给奴婢。
再比如：即使地主本人陪“木匠老师儿”在正席吃饭，依然可以监督下桌的老婆孩子们的一举一动，并时时纠正。像吃饭不能呱唧嘴、出声音，不许说话，是“食不言寝不语”的忠实执行者。但主人和师傅是可以在吃饭时交流的，底下的人要静静吃饭，洗耳恭听。因为他们说的都是正事、大事，可以从中学到学问的；摆筷子要离桌沿儿三寸远，符合“黄金分割”的科学道理，摆出来的效果美观大方，又不容易掉到地上；端饭先用传盘端到桌上，然后，一碗碗端到师傅和主人面前，端碗时要拇指扣住碗沿儿，还不许触到碗里的饭汤，其余四指在下面紧紧扣住碗底沿儿，即文明好看又牢固稳当，还免除了饭热烫到手的危险，一举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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