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在内蒙古赤峰市北部的一个山区，气温达到了零下二十几度，来自西伯利亚的冷风不停地吹着家里的泥坯房和简易门窗，父亲在喂羊，母亲和妻子在刷碗，而我，却要谈论故乡。
在春节期间，在故乡所在的地方谈论故乡，算是在最好的和最特别的时间与地点谈论故乡吧。可一念及这个词语，我就会本能地引发杂糅着荒诞的悲伤感觉。我清楚地知道，故乡是个悖论，对生活在其上的人们而言，它并不存在，一旦它在某人的心里变成了存在，也就是这个人失去它的时候。对于不断提“故乡”这个话题的城里人来说，故乡从来不只是一个标示在地图上的某个位置，它是人们对拥有不了的东西的一次挣扎，对失去的事物的不断惋惜。我们当然还能以春节等各种理由回到那儿，和那里的人见面，走在似乎永恒不变的土地上，并且回到城市去谈论它，展示它的恶或美。
每次回乡，都从父母亲朋那里听到许多人和事，只是这些人和事都飞速地向记忆中故乡相反的方向远离，而不是向回来之前所记忆和设想的故乡靠拢。或者说，对离开故乡去远方的人来说，连那个记忆中的故乡也是留存不住的，不是我们抛弃了故乡，而是故乡抛弃了我们。真相是如此残忍：我们再也不能真正拥有它，甚至连故乡自己也不能。
但是，只要回到这块土地，我还是忍不住去打问他们的事，我想知晓那些人们在经历了时间和现实的冲击之后，是否还在那条生活轨道上。他们仍然在各自的命运上狂奔，走向或悲或喜的结局，只是无论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讲述，都会把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活变成一个个故事，而再好的故事，也无法令他们感到一丝一毫的安慰。
我在《老家人》里曾写过的东邻秋生，染上了赌博，欠了好多钱，被人追债，自己跑了，他媳妇也不敢留在家里，只能带着两个孩子去赤峰打工。年前，她们回来，想在老家过年，可久未住人的家里暖气已经冻裂，遍屋冻冰，拿不起修理和买煤的钱，只好又带着孩子去赤峰，留一座破烂的空院在西伯利亚来的冷风里。我的一个堂哥，常年附近的矿上干体力活，积劳成疾导致胸积水，在旗医院里做手术，用大针头抽出好多水来，休息了几个月，身体也未能复原，将来还能否再继续他的工作更是难说，可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十六岁，一个才三岁。四叔的女儿珍珍高中辍学，在镇上的饭店里打工，染了一身的坏毛病，和乱七八糟的人在一起，用劣质的药水染指甲，手指头差点烂掉，和小混混一起去打群架。后来经人介绍订婚，但很快退婚，不久又订婚，又退婚，然后跑到了不知哪里去了。父亲告诉我，四叔和珍珍因为花完了订婚的彩礼钱，退婚后对方索要，还不起，被告到法院，很可能要去蹲班房了。10年夏天回乡，在镇上见到过浓妆艳抹的堂妹珍珍，她带着无所谓的冲动莽撞，告诉我自己在一个火锅店里当服务员，然后急匆匆地坐着摩托三轮走了。今年我见也没见到她，我气愤她的胡闹和固执，可我也多少理解她的苦闷：她在迷惘在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没有人给她指一个出路，更没有人许诺她一个将来。这样的恶性循环让她越走越深，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没有了顾忌，只是由着自己得性子来。四叔似乎不怎么想这些，又或许他时时刻刻在想这些，我不得而知，也无能为力，只是觉得悲哀。我的脑海里，一直印刻着他满身矿粉的瘦弱身躯，站在家里破败的院墙前，衣衫单薄，艰涩地笑着，眼神里只剩下微微的一点光亮。我难受极了，真担心这一点光会被生活的狂风骤雨吹灭，或者光能持续亮着，而他的全部生命却被提前耗尽。我所能做的，大概就是下次回乡时，跟他坐在一起，好好喝一通酒，聊聊心里话，如果他愿意。
还有更令我吃惊的事，我家前面往东一点，原来是舅爷的院子，后来卖给了同村的一家人。我才听说，这家孙姓的二小子的媳妇，是买来的。而拐卖她的最后一级人贩子，就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儿时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的玩伴。母亲告诉我，这个小学同学一共倒卖到附近四个女孩，两个跑掉了，另外两个留下了。嫁给前院的那个，据说是从云南山里逃出来的，原来结过婚，有过一个孩子，几乎不会说普通话。她被倒卖到村里之后，曾经逃跑过一回，但两天后自己回来了，此后竟然就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妇女们聊天时也偶尔问她，现在的日子怎么样？她笑呵呵地用仍在学的普通话说：好，好。又问，那你想回去吗？她说不想，可是想原来的女儿。她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她丈夫和婆家也从来不打她，他们是真想找个媳妇过日子。这些都让我想起在小说《南方》里写到的那个女人，事实上，这个主角的原型并不是南方人，而是包头人。这个女子极能干，吃苦耐劳，夏天的时候往家里扛草捆子，近百斤的草捆子一次扛两个。扛一个走一段，放下，再回去扛另一个，如此循环倒换。从山上到家里，至少有十里路。她还有一个奇怪的小习惯：每顿饭必须喝上一小杯白酒，也不知是为何。她婆婆也默认了，还到供销社用塑料桶买一桶给她散装白酒。
我听到这件事时，心里的震撼无法言表。老家虽然是个偏远的地方，但交通还算便利，经济也不是特别困难，民风也不错，竟然也有买媳妇的事情。后来，我又问过了买媳妇的这个孙姓二小子的事情，他的命运，也让人看出这“违法”交易背后的许多生之无奈。具体的事情，还是以后慢慢用其他文字再讲吧。
我无法像母亲和村里人那样平静，尽管我也要承认，那个被买来的女子，现在过上了比原来好的正常的生活，可还是会觉得某些关键地方的错位，让整件事都有了荒诞的悲剧色彩。更何况，我也清楚地看到，眼下这貌似稳定的生活，正潜伏着难以抵挡的危机。我回想起，从初中开始，无数次在傍晚时从远方回到村口，大都是掌灯十分，从前我以为这些灯是一个个家庭的温馨，但现在，我知道，那只是一村人眼里摇曳的微光，在山野里，不知还可以亮多久。
没错，身体的每个记忆都能向我们证明，故乡人的生活，确确实实比十年前、二十年前要好很多了，吃得起肉，喝得起酒，甚至喝得上牛奶了，可这真的是好生活的唯一标准吗？没有同时建立精神价值的物质富裕（何况连富裕也算不上），让人们追随了欲望，俭朴变成奢侈，勤劳变得懒惰，热心变得自私。就我所看到的人们，种地用机器，除草用农药，不愿种任何没有市场前景的作物。曾经村里每家每户都种的谷子、麦子、大豆，已经很少有人种植了，因为它们都不如玉米省力、卖钱。附近的几个地方开出了矿产，村里的不少人都去那里打工，每年家里的日常开销解决了，不再为孩子的几百块钱学费愁得不行。可他们没有劳动合同，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只要常年干下去，几乎必然要被这份工作害死。但凡有一点能力和门路的年轻人，都逃离了乡村，最差的也到镇上去开一个修理铺，或者卖肉卖水果了，留下来的老人们，正面临着许多以前没听说过的病痛。
在故乡，如今的生活，不用挨饿，也不怎么欠债了，可是大多数农民仍然看不到实实在在的光亮。他们的光亮是什么？是儿女。除了很少一部分能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之外，他们的大多数子女，都陷入到另一种他们不理解、却又清楚地知道的挣扎中，那不是未来，只是一种随波逐流的惯性，一种对自己全部人生的消极放纵。我的几个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以及我的邻居和其他村人们，一再用他们的经历告知我这一点。在这个不可逆的过程里，人人都被裹挟进来，似乎总能扼住自己命运的喉咙，可在稍远一点的岸上，或许看到的就是混沌和迷惘。
在写下这些文字的前一个晚上，有那么一会儿，我和老妈蹲在灶坑吃花生。我们说起十年前，家里穷困，过年也不舍得买花生，看见别人家的一点花生馋得不得了，现在买一大包放在那里，却又不怎么爱吃了。我问老妈，这变化是好了还是坏了。老妈说坏了。我问她为什么？老妈说：“生活丰富了，人心复杂了。”这是她的原话，可这不该是老家人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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