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的哭
文/ 袁长庚
前些时日，小悦悦事件争论正酣的时候，大约每一个孤悬域外的中国大陆学生（虽然香港毫无疑问是“中国”的领土），都遭遇过向“他人”表明立场的情景。电梯里，餐厅里，甚至课堂上。并非人人都是自觉的政府喉舌，但事到如今，已然发觉：于我们而言不能再“平常”的道理或价值，却超越一切言语所能达到的极致，像伤疤也像地缝一样横亘于“我”与“他们”之间。当然，人家有礼貌、讲道理，决不会当面让你难堪。但那嘴角、眼睛，分明坦白：我不信。中国是个道德沦丧的国家，中国人是毫无信仰的民族。“分田分地”的日子未曾赶上，但“分享耻辱”到有幸亲身参与。好像规规矩矩的排队，每人手上一块铸铁的牌子，“大陆人”，然后是理所当然地被误解，指指点点，至于背后有没有污言秽语，活该。
下午，网络上有人转发八年前高考的数学试卷，说是一种纪念。人本来并不恋旧，但怕就怕别人将白纸黑字摆在你面前，好像说：看看吧，这就是当年。于是想起那年的高考，2003年6月7日，下午，科目是数学。
据事后坊间杜撰，说是当局有内鬼泄露试题，所以临时将考卷换成B方案。具体内幕已不可考，但唯独可以确定的是，该年数学试题难度为中国高考历史上所罕见。那时我属于数学困难户，几次模拟都仅能及格。最常见的遭遇，是两个半小时考试时间仅剩一刻钟，我还未看清最后两道题目所考为何。数学教师是班主任，讨厌我上课听歌、早恋以及与语文教师为敌，从来只对我冷眼相向，早就破罐子破摔。因此考场之上，选择题还未进行完毕，我已然处于放弃状态，反正横竖都是不懂，索性做一题是一题。铃响，交卷，脑中全然空白。
文科考点在二中，新刷的墙，半边白半边绿，气味熏人。全市文科生都在这儿，像浓稠的液体顺着楼梯一点一点向街上流淌。那是个考试过后总想着交流答案的年月，但那一次却安静得出奇。同级的学生分散在各处，彼此之间还未相遇，于是仍旧是安静，仍旧是继续流淌。
学校外面是马路，连着不远是郊区的农田。道路并不宽敞，不少学生，尤其是女生已经坐在路沿上出神。不知从谁开始，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忽然间有人大哭，绝望、愤恨。倏然，导火索一样引燃许多的哭声。高考期间，道路封锁，两端有警察值勤，兼以维持秩序。陪同的家长们均匀分布，除了等也别无行动。忽然就是这哭声连成一片，仿佛别人故意指挥，一样的绝望，一样的无助。无论是警察还是家长，无论是路人还是摊贩，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空气里只剩下个哭。
“数学”太难了。这说法并不准确，其后的生活经历告知我们只是那张纸太难了。一两千学生，一两天前还是满脸傻笑或不自觉地紧张，眼下就只知道哭。五点钟的夏天，白光闪耀，头顶偏西就是太阳。但于事无补。各个学校跟随的老师们，推车在人群中寻找可能的安慰对象，一天前他们惴惴不安，此刻他们和学生一样，觉得这个世界，完了。
当年在街道上痛哭的学生，眼下多半已经工作了，运气好，或许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八四、八五一代已经可以闻得见三十岁的味道。世界并未结束，即使是最难的数学题与最低的平均分都无法阻止生活和生命本身的延续。只是八年前，他们哭，为了一张纸，为了官家安排的考试，八年后他们依然无法逃脱质询，依然需要为自己的“自私”和“怯懦”寻求可能的解。
伤害和误解永无休止，青少年时以“知识”的名义，为人父母后以“道德”为契机。还记得当年看赵亮的片子，觉得上帝对国人太不公平。难不成我们男男女女都应当变成哲学家，才能八面玲珑地给个说法？
北京上海的外地人渐渐的越来越多，不再是只能出卖体力的劳工，也有如我辈一般的学生。当年，他们真的被教育，以致相信：那张纸就是命运。输不起的。钟鼎之家的阔少们毕竟少数，大多数人只是本分的读个文凭，某份差事，早日建立家庭，巴望着子女从此再不受自己所承受的委屈。假设一下：你傍晚回家，阴暗里，马路上倒着一个身陷血泊的孩子……
谁都有权懦弱和躲避。在一个早已习惯了被伤害和被侮辱的国家，我反倒以为，低头活着比昂首造反更难。这条命不是自己的，家里有老人和孩子。明天和未来也不是自己的，总还有要继续考大学的人，总还有继续要惶恐地等待数学考卷的人。伤害仍在继续，以“公意”，以洋人们的怀疑。
一张图片引起来的零碎话语。真实的是想起当年在路边哭成一团的同龄人，尤其是那些女生们，愿她们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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