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有幸，在一个横扫过漫山遍野的国度，我还能感受到一个传统家族的温软绵长。
我祖上是地主人家，曾祖父山吃海喝，狎妓、赌钱、抽大烟，40多岁就早殁了，家中诸事全靠着曾祖母的打理。祖父是次子，读私塾出身的儒士，跟着祖母的父亲蒋老先生读书。我父亲一辈，兄弟五个，姊妹三个，都是在一个尊传统孝道，讲究耕读的家风中长大的。
其实到我这一代，家族里传统的东西已经不多了，虽然礼节礼数还在，斯文尚有一脉续存，我能在这样的家族找到一种归属，人世的归属，定位的归属，尊长老幼各归其位。
祖母生于民国元年，即1912年，去世时90岁，她晚年始终一个人吃住，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头后面始终挽着簪子，在清寒茹素的生活里，到老还保留着大户人家小姐的礼数和风姿，坚守着上一代的祖风和家训。在19个堂兄弟姊妹里面，我排行第15，他们成家的成家，立业的立业，唯有我还在读书，跟祖母得以亲近的时日比较多，她和我讲以前的亲戚，说家长里短，讲命运和变迁，在平凡琐碎的语言中，我似乎明晰了一个古典的人伦社会。
不但是这样的祖母，我隔墙邻居家的布奶奶，以及本家里的孬奶奶，都是80几岁的年纪，谁家的小孩见了不干不净的东西受了惊吓，都会去她们那里收惊，奶奶们似乎都有各种神通的本领，在日头下念着小孩的名字，粗糙而温暖的手掌抚着他的头，魂兮就归来了。
我小的时候，每年的除夕之夜，还要分别去尊长的各家各户送点心和蒸煮面食，虽然是家家户户都有的东西，却是一种礼节和郑重；第二天大年一早，就一众兄弟们去挨家挨户拜年，从村东头跑到村西头，村北头跑到村南头，在每家的堂屋中间对着过世的老人灵位行跪拜之礼，这时候往往是我熟悉村中亲老尊长的关头，在磕头作揖中理清家中谱系和来历。
在那样的乡村社会中，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有人来帮忙，家中盖房子有四邻相助，谁家的老人病了也会有人带钱财礼物去瞧去看。我父亲是厨师，在四邻八乡里好人缘，百家的红白喜事都是请他主厨，我父亲的葬礼上，村中各色人物都送来了挽幛烟酒，邻居说，即使是人缘最差、四邻最鄙薄的人家，也破天荒地送来了挽幛。我看到，父亲生前的付出和好意都没有白费，他的为人都在他们心底。这样的人世和人心，让我信任付出和回报的等值。
还有一个名为余秀纲的老中医，早年和我祖父是私塾同学，后来做我大伯父家堂哥的师傅，教他研读各种医书和开方抓药。我七八岁的时候，曾跟着堂哥去余老先生那里玩耍。
他住在一个村的村头和另一个村的村尾交界处，那是一片林场，老先生搭了三间茅草庵，房前屋后有大片的花草树木和他自己栽种的药材。我记得他给过我一块糖，还摸过我的头，他长长的胡子花白泛黄，面容清瘦，屋子里弥漫着各种好闻的中草药的味道，夕阳透过密密的树叶投下来，那一刻我觉得有一种远意，一种安定和充实，不愿这样的光景早或者迟。
我祖父去世的1987年，余老先生还为他看过风水选过坟地，后来余老先生也去世了，我当时远在外地没能回去，回来我见他的墓碑矗立在村口的田地里，麦苗青青，墓已拱木。我非为余老先生的命运感慨，而是觉得那一代的人世风景里，有一种我们没有的东西。
在胡兰成的《今生今世》里，我看他笔下的妇孺老幼和乡村人世，有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感慨。这样的人和事，是那个远去的年代留给我们的一抹传奇，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里也有，在我朋友方平的《故乡有灵》和《青绿》中也有，他们都是浙江人，从小在浙江乡村的风物人情中浸润长大，对那个年代和它的遗老们仍有心心念念。
1949年的江山变色，我觉得最大的变革，还不是江山谁主沉浮，而是人世衰落了。
亡国其实并不可怕，怕的是亡天下。国没有了还没大问题，而天下亡了，就是社会民间的弹性和绵延没有了，我们的怕和爱丢掉了，崇敬和礼数也统统丢掉了，与亡国相比，我觉得这更是一种远远要超越亡国之恨的情感，国民之不再为国民，国度安能有国度？度字何在？在历次运动的胆战心惊中，我们被焚和自焚了从古到今滋养我们的东西，人世伦常的东西，人性被炼得如钢似铁，整个社会中只有人，挣扎着为了活下去的人，不再有人世。
中共建国之后的六七十年里，是一种有国家而无社会的状态，人世更是渐行渐远。我们更建立起一种包管一起的组织和关系，人身交给组织，情感交给组织，连理想和生活也交给组织，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组织才把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还了一部分出来，民间的弹性和活力才有了萌芽和迸发，被破过的“四旧”也开始换一种面目抬头，重回人间。
江山之上不再是大一统的黑灰色，赤橙黄绿青蓝紫走上街头，复苏在人心人性里。
在这样的社会，比之于城市，其实不发达的山野地区，对人世还有一些留存。我在广西的几年，见到了比内陆地区更勇敢的乡野力量，婚丧嫁娶还有一些古老的做派，“帝力于我有何哉”的山海间，还保留着带着斑驳的温暖记忆的古旧建筑，人也有一种粗糙和简单的亮堂，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即使在门前择菜枯坐，也都有岁月和通透刻在额头身板上。
说白了，人世就是一种世道人心，是你我的分属，是社会的一种道德和精神环境。
旧时候有里长、有族长，有宗祠，政权力量到达不了的地方，靠这些乡土力量来维持，比如《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父子，比如福建、广东客家人里的德高望重者。这种人物祭祀祖宗、论家务事、断人情案，分明是非，净化人伦，其力量之大，不是今天的我们所想象的。
你可以说，那是一种宗法礼教的力量，个人没有自由，爱情得不到承认，比如浸猪笼，以前的女子与其他男子关系不正当，或背着丈夫与别人调情，村里或长老会，或者非常有威望的长老，一旦确认，男的会被乱棒打死，女的被浸猪笼淹死。但是，对这种瑕疵不能一叶障目，它的约束和残酷，要远远小于它正面和积极的力量。
在这样的人世，一个人不会生出短气来，会有一种坚定，一种水远山长，这是一种集体的归属感，在一个大的世界里、年代里、国家里，他们营造出了一种凝结在一起的力度。
我到台湾去，到跟现代都会有天壤之别的乡野村里，发现那里是有社会的，是有人世的。走在街头巷尾，你会感觉到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热忱和敬意，会发现再破旧的房子里物品和桌面是整洁的、井井有条的，会发现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再摩登时髦的女子也有基本的教养，阿公阿麽们在街头榕树下的买菜闲谈、纳凉下棋，猫狗流浪，也都让人生出一种亲近。
你会发现，在台湾有人的地方就有庙宇，就有香火，我不觉得那是封建迷信，而是人世，人世里绝大多数都不是英雄，都是软弱奔波的升斗小民，这样的人是需要救赎和希望的。
中国人没有信仰，但是有天命和人世，我们无助的时候会说“我的天啊”，或者“我得妈呀”，这在深层的心理上，就是一种对天命和人世的归属，人不是单独的一个人。在人世不能主宰的世界里，他要在精神深处归属于另一个世界，一个天道和自然的世界，那里有着永恒的公平、正义和弥补，现世衰落得越严重，他寻找另外一个世界的动力就越充足。
在远去的人世中，我们有敬意，有礼节，有天有地，有怕，有神明，有鬼，有风物灿烂，有人的榜样和标杆，而在今天的人世中，我们还怕什么、敬什么呢？说到底，我们怕的是权和钱，怕的是不刺激和不精彩，我们敬的是更精明、更算计、更小人，更物化和欲化，其他我们都不怕不爱，我们归属的不再是人世，而是被放大的利欲悲欢，是虚妄无知的奋斗。
今天社会的快速和单调，复杂了我们自己，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复杂了社会形态，我们不再怀念那种简单的鸡鸣狗叫里的水远山长，不再留恋那种姑舅叔伯间的亲热和人伦，不再安心庭院里的阳光透过树叶撒下的徘徊，我们越来越觉得在被甩出人间列车的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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