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旧上海,是指抗日战争以前的上海。那时上海除闸北和南市之外,都是租界。洋泾浜(爱多亚路,即今延安路)以北是英租界,以南是法租界,虹口一带是日租界。租界上有好几路电车,都是外国人办的。中国人办的只有南市一路,绕城墙走,叫做华商电车。租界上乘电车,要懂得窍门,否则就被弄得莫名其妙。卖票人要揩油,其方法是这样:
  
  譬如你要乘五站路,上车时给卖票人五分钱,他收了钱,暂时不给你票。等到过了两站,才给你一张三分的票,关照你:“第三站上车!”初次乘电车的人就莫名其妙,心想:我明明是第一站上车的,你怎么说我第三站上车?原来他已经揩了两分钱的油。如果你向他论理,他就堂皇地说:“大家是中国人,不要让利权外溢呀!”他用此法揩油,眼睛不绝地望着车窗外,看有无查票人上来。因为一经查出,一分钱要罚一百分。他们称查票人为“赤佬”。赤佬也是中国人,但是忠于洋商的。他查出一卖票人揩油,立刻记录了他帽子上的号码,回厂去扣他的工资。有一乡亲初次到上海,有一天我陪她乘电车,买五分钱票子,只给两分钱的。正好一个赤佬上车,问这乡亲哪里上车的,她直说出来,卖票人向她眨眼睛。她又说:“你在眨眼睛!”赤佬听见了,就抄了卖票人帽上的号码。
  
  那时候上海没有三轮车,只有黄包车。黄包车只能坐一人,由车夫拉着步行,和从前的抬轿相似。黄包车有“大英照会”和“小照会”两种。小照会的只能在中国地界行走,不得进租界。大英照会的则可在全上海自由通行。这种工人实在是最苦的。因为略犯交通规则,就要吃路警殴打。英租界的路警都是印度人,红布包头,人都喊他们“红头阿三”。法租界的都是安南人,头戴笠子。这些都是黄包车夫的对头,常常给黄包车夫吃“外国火腿”和“五枝雪茄烟”,就是踢一脚,一个耳光。外国人喝醉了酒开汽车,横冲直撞,不顾一切。最吃苦的是黄包车夫。因为他负担重,不易趋避,往往被汽车撞倒。我曾亲眼看见过外国人汽车撞杀黄包车夫,从此不敢在租界上坐黄包车。
  
  旧上海社会生活之险恶,是到处闻名的。我没有到过上海之前,就听人说:上海“打呵欠割舌头”。就是说,你张开嘴巴来打个呵欠,舌头就被人割去。这是极言社会上坏人之多,非万分提高警惕不可。我曾经听人说:有一人在马路上走,看见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跌了一交,没人照管,哇哇地哭。此人良心很好,连忙扶他起来,替他揩眼泪,问他家在哪里,想送他回去。忽然一个女人走来,搂住孩子,在他手上一摸,说:“你的金百锁哪里去了!”就拉住那人,咬定是他偷的,定要他赔偿。……是否真有此事,不得而知。总之,人心之险恶可想而知。
  
  扒手是上海的名产。电车中,马路上,到处可以看到“谨防扒手”的标语。住在乡下的人大意惯了,初到上海,往往被扒。我也有一次几乎被扒:我带了两个孩子,在霞飞路阿尔培路口(即今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等电车,先向烟纸店兑一块钱,钱包里有一叠钞票露了白。电车到了,我把两个孩子先推上车,自己跟着上去,忽觉一只手伸入了我的衣袋里。我用手臂夹住这只手,那人就被我拖上车子。我连忙向车子里面走,坐了下来,不敢回头去看。电车一到站,此人立刻下车,我偷眼一看,但见其人满脸横肉,迅速地挤入人丛中,不见了。我这种对付办法,是老上海的人教我的:你碰到扒手,但求避免损失,切不可注意看他。否则,他以为你要捉他,定要请你“吃生活”,即跟住你,把你打一顿,或请你吃一刀。
  
  我住在上海多年,只受过这一次虚惊,不曾损失。有一次,和一朋友坐黄包车在南京路上走,忽然弄堂里走出一个人来,把这朋友的铜盆帽抢走。这朋友喊停车捉贼,那贼早已不知去向了。这顶帽子是新买的,值好几块钱呢。又有一次,冬天,一个朋友从乡下出来,寄住在我们学校里。有一天晚上,他看戏回来,身上的皮袍子和丝绵袄都没有了,冻得要死。这叫做“剥猪猡”。那抢帽子叫做“抛顶宫”。
  
  妓女是上海的又一名产。我不曾嫖过妓女,详情全然不知,但听说妓女有“长三”、“幺二”、“野鸡”等类。长三是高等的,野鸡是下等的。她们都集中在四马路一带。门口挂着玻璃灯,上面写着“林黛玉”、“薛宝钗”等字。野鸡则由鸨母伴着,到马路上来拉客。
  
  四马路西藏路一带,傍晚时光,野鸡成群而出,站在马路旁边,物色行人。她们拉住了一个客人,拉进门去,定要他住宿;如果客人不肯住,只要摸出一块钱来送她,她就放你。这叫做“两脚进门,一块出袋”。
  
  我想见识见识,有一天傍晚约了三四个朋友,成群结队,走到西藏路口,但见那些野鸡,油头粉面,奇装异服,向人撒娇卖俏,竟是一群魑魅魍魉,教人害怕。然而竟有那些逐臭之夫,愿意被拉进去度夜。这叫做“打野鸡”。有一次,我在四马路上走,耳边听见轻轻的声音:“阿拉姑娘自家身体,自家房子……”回头一看,是一个男子。我快步逃避,他也不追赶。据说这种男子叫做“王八”,是替妓女服务的,但不知是哪一种妓女。总之,四马路是妓女的世界。洁身自好的人,最好不要去。但到四马路青莲阁去吃茶看妓女,倒是安全的。
  
  她们都有老鸨伴着,走上楼来,看见有女客陪着吃茶的,白她一眼,表示醋意;看见单身男子坐着吃茶,就去奉陪,同他说长道短,目的是拉生意。
  
  上海的游戏场,又是一种乌烟瘴气的地方。当时上海有四个游戏场,大的两个:大世界、新世界;小的两个:花世界、小世界。大世界最为著名。出两角钱买一张门票,就可从正午玩到夜半。一进门就是“哈哈镜”,许多凹凸不平的镜子,照见人的身体,有时长得象丝瓜,有时扁得象螃蟹,有时头脚颠倒,有时左右分裂……没有一人不哈哈大笑。里面花样繁多:有京剧场、越剧场、沪剧场、评弹场……有放电影,变戏法,转大轮盘,坐飞船,摸彩,猜谜,还有各种饮食店,还有屋顶花园。总之,应有尽有。乡下出来的人,把游戏场看作桃源仙境。我曾经进去玩过几次,但是后来不敢再去了。为的是怕热手巾。这里面到处有拴着白围裙的人,手里托着一个大盘子,盘子里盛着许多绞紧的热手巾,逢人送一个,硬要他揩,揩过之后,收他一个铜板。有的人拿了这热手巾,先擤一下鼻涕,然后揩面孔,揩项颈,揩上身,然后挖开裤带来揩腰部,恨不得连屁股也揩到。他尽量地利用了这一个铜板。那人收回揩过的手巾,丢在一只桶里,用热水一冲,再绞起来,盛在盘子里,再去到处分送,换取铜板。

  这些热手巾里含有众人的鼻涕、眼污、唾沫和汗水,仿佛复合维生素。我努力避免热手巾,然而不行。因为到处都有,走廊里也有,屋顶花园里也有。不得已时,我就送他一个铜板,快步逃开。这热手巾使我不敢再进游戏场去。我由此联想到西湖上庄子里的茶盘:坐西湖船游玩,船家一定引导你去玩庄子。刘庄、宋庄、高庄、蒋庄、唐庄,里面楼台亭阁,各尽其美。然而你一进庄子,就有人拿茶盘来要你请坐喝茶。茶钱起码两角。如果你坐下来喝,他又端出糕果盘来,请用点心。如果你吃了他一粒花生米,就起码得送他四角。每个庄子如此,游客实在吃不消。如果每处吃茶,这茶钱要比船钱贵得多。于是只得看见茶盘就逃。
  
  然而那人在后面喊:“客人,茶泡好了!”你逃得快,他就在后面骂人。真是大杀风景!所以我们游惯西湖的人,都怕进庄子去。最好是在白堤、苏堤上的长椅子上闲坐,看看湖光山色,或者到平湖秋月等处吃碗茶,倒很太平安乐。
  
  且说上海的游戏场中,扒手和拐骗别开生面,与众不同。
  
  有一个冬天晚上,我偶然陪朋友到大世界游览,曾亲眼看到一幕。有一个场子里变戏法,许多人打着圈子观看。戏法变完,大家走散的时候,有一个人惊喊起来,原来他的花缎面子灰鼠皮袍子,后面已被剪去一大块。此人身躯高大,袍子又长又宽,被剪去的一块足有二三尺见方,花缎和毛皮都很值钱。这个人屁股头空荡荡地走出游戏场去,后面一片笑声送他。这景象至今还能出现在我眼前。
  
  我的母亲从乡下来。有一天我陪她到游戏场去玩。看见有一个摸彩的摊子,前面有一长凳,我们就在凳上坐着休息一下。看见有一个人走来摸彩,出一角钱,向筒子里摸出一张牌子来:“热水瓶一个。”此人就捧着一个崭新的热水瓶,笑嘻嘻地走了。随后又有一个人来,也出一角钱,摸得一只搪瓷面盆,也笑嘻嘻地走了。我母亲看得眼热,也去摸彩。第一摸,一粒糖;第二摸,一块饼干;第三摸,又是一粒糖。三角钱换得了两粒糖和一块饼干,我们就走了。后来,我们兜了一个圈子,又从这摊子面前走过。我看见刚才摸得热水瓶和面盆的那两个人,坐在里面谈笑呢。
  
  当年的上海,外国人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其内容可想而知。以上我所记述,真不过是皮毛的皮毛而已。我又想起了一个巧妙的骗局,用以结束我这篇记事吧:三马路广西路附近,有两家专卖梨膏的店,贴邻而居,店名都叫做“天晓得”。里面各挂着一轴大画,画着一只大乌龟。这两爿店是兄弟两人所开。他们的父亲发明梨膏,说是化痰止咳的良药,销售甚广,获利颇丰。父亲死后,兄弟两人争夺这爿老店,都说父亲的秘方是传授给我的。争执不休,向上海县告状。官不能断。兄弟二人就到城隍庙发誓:“谁说谎谁是乌龟!是真是假天晓得!”于是各人各开一爿店,店名“天晓得”,里面各挂一幅乌龟。上海各报都登载此事,闹得远近闻名。全国各埠都来批发这梨膏。
  
  外路人到上海,一定要买两瓶梨膏回去。兄弟二人的生意兴旺,财源茂盛,都变成富翁了。这兄弟二人打官司,跪城隍庙,表面看来是仇敌,但实际上非常和睦。他们巧妙地想出这骗局来,推销他们的商品,果然大家发财。
  
  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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