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早想写几篇有关重逢的纪实性文字，一直没有动笔，因为若不从告别说起，情绪总转不过来，但是告别怎么写呢？
近二三十年来，我没有写过一回告别。就说那一年，顿时失去了所有的亲友，我并没有跟谁告别过，包括我的妻子儿女在内。前几年，有一位年轻记者希望我写一写当年告别的情景；他想像中的那种古典悲剧式的告别一定是哭天抢地的。我对他说无法写，“哪里有什么告别呀！”他听了之后，神情很滑稽，一边摇头，一边大笑起来，还用洞察一切的眼睛审视着我，他以为我心有余悸，不说实情。其实我说的真是实情。没有告别，哪里会有什么可以绘声绘色去描写的令人断肠的情景？真的，有许多往事，在我的心灵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切都是迷迷茫茫的，有点像我去年去喀什见过的戈壁滩。然而，当时（准确地说是最初的一段时间）确有过极不适的异常心态，人整个地变得恍惚不宁起来，北京话里有个词儿叫“懵了”，有点近似我那时的情状。可怕的是我这恍惚感，到现在也没有消失。
几十年恍恍惚惚地过去了。没有告别的告别，竟想不到地引来了十次百次的重逢（有些亲友是永远不能重逢的了）。有了这些实实在在的重逢，才感到了当年由于没有告别隐隐凝聚在深心的一种沉重的内涵。我不叫它内伤，因为它并没有留下伤痕。
重逢都是有难忘的细节的。六七年来，我一直没有触动这个难题。我没有力气撼动这些因久久郁积而石化了的人生体验；它们成块成块地堆在心灵里，构成了坟的形状。必须先得融解了它们，才能把它们从心灵里倾吐出来。但我深知自己的生命里已没有多少炽热的火，因此，能融解能倾吐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了。
善良的读者，宽恕我吧。
“文革”期间，路翎一家人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我是知道的。芳草地有全国文联的一片宿舍，50年代后期我去那里，参加过一个好朋友的婚礼。我不是行典礼的那天去的，那天人太多，朋友让我躲过那天再单独去。因此我不是匆匆去匆匆离开，我在芳草地停了几个钟头。芳草地离人民文学出版社并不远，我有两年常去朝阳门外劳动，但没有一次碰到路翎。“四人帮”垮台前夕，有人见路翎在芳草地扫街，这位熟人起早练拳，几乎天天在纡曲而朦胧的小巷里看见他的身影。说他戴着大口罩，脸色黝黑，扫了一条街，又扫一条街，跟谁都不打招呼。我听了以后，心里倒有几分踏实，第一，路翎还健在，且能干活；第二，他起那么早，又戴大口罩，说明他还知道人的尊严。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他精神失常，成天在家里大喊大叫，用头颅撞墙壁和门窗。路翎本是一个爽朗的人，我相信他绝不会自我毁灭。
记得我是1978年的初冬去看他的。我打听到了他的住址，独自骑着自行车找他。到了芳草地，我凭着那一次模糊的印象，很快就找到属于文联的那一片宿舍。小巷很泥泞，不高的院墙倒塌得不成样子。在一个街口，我询问一位老大娘：“请问余明英家住在哪里？”余明英是路翎的妻子。老大娘很热诚地说：“余明英吗，在我们街道麻袋厂干活，我跟她挺熟，我把她叫来吧。几步路的事。”我说：“不用，她男人在家吗？”老大娘说：“我看见他刚刚回家，老头儿天天出去晒太阳。”老大娘指给我路翎家住的那个院门。我径直地走向那里。是个长条院子，只有简陋的正房，房子的格局一样。我立在院当中转圈儿看了看，路翎住在哪一间呢？我发现一排正房中间，有一间玻璃都是破的。我敏感地想到，这是路翎的家，那玻璃多半就是路翎用拳头砸碎的。
我在他的门口站了一会儿。破玻璃窗原来是外屋的，相当于堆杂物的檐厦，里面有一间住房，家门紧紧闭着。我跨进了两步，从窗户向里瞧，黑洞洞的。那天是阴天。我想路翎一定在家。就轻轻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我再敲两下，敲得重些，还是没什么反应。“他又出去了”。我想。我透过窗玻璃朝里仔细望望，屋里地下站着一个人，背对着门，一动不动，背有点驼，我清楚地看见他向前伸的脖颈，有一道道深深的皱褶，我也有，那是汗水的渠道。我断定这多半就是20多年没见面的路翎了。我喊了几声“路翎，路翎……”我的嗓门很大，可是那黑幢幢的站立的人，并不应声转过身来。于是我只好推门进去，慢步转到他的面前。我隐隐绰绰看见了他的面孔。他戴着有檐的帽子，家里虽然暗，我还是从他的面孔的轮廓认出了这就是路翎。近几年来，我已经很会识别故人了，即使他们有的已经面目全非，我还是能凭感觉一下子认出来。你绝不能只想他过去年轻的面孔与神情，你得学会想像“老化”人的面孔与神情的本领。比如眼睛大的人，衰老之后，眼眶常常变得像深井。面前这个人的眼眶就是又深又暗的。年轻时路翎有大而亮的眼睛。我几乎哭喊地叫起来：“路翎，你怎么不答应我？”同时伸手环抱他的肩头。想不到路翎异常平静地对我说：“你是牛汉吗？我从第一声就听出是你的声音。”哦，我的好朋友，你还没有忘记我的声音。“那你为什么不答应呢？”他说：“余明英叫我买两毛钱的肉，我把它忘了。”答得莫名其妙。他刚才呆呆地立在那里，原来是想着忘了买两毛钱的肉的事。我的心酸痛起来……我拉着他的手到床边坐下。
这时，我看到了他家的情景：正面是一张大床，旁边靠墙是一张小床，小床的一半伸进一张方桌的下面，睡在这张床上的人（就是路翎）得把腿伸到桌子下面。地当中有一个煤炉，一大堆煤灰，靠另一边墙有一堆白薯，还有两个粮食口袋。屋子里高高横着几根铁丝，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家里没有衣柜，没有凳子，也没有皮箱之类，有几个衣包摞在大床的墙角。我和路翎坐在小床的床沿上。大床、小床的边上都搁着几张干干净净的麻袋片，想来是怕把床单弄脏。
我紧握路翎的手，并肩坐着。我看着他，他并不看我。我说：“身体还好吗？”“还好。”他的嘴撅得很高不住地嚅动着。牙齿一定已七零八落了，面颊陷落很深。曾经在朋友中最有魅力的大眼睛，如今就像湖北省咸宁那个干涸了的向阳湖。沉默了半天，他从床上拿起一个装旱烟的柳条笸箩，用一小块报纸卷了个大炮，抽起来了。
路翎的帽檐压到眉头，看不见他的眼睛。我伸手把他的帽子摘下来。他由着我，只顾有滋有味地抽他的烟。他的头发已经半白，有些稀疏，如秋天枯败了的草。二十多年前，他的头发又黑又浓，讲话时头发有如奔驰的骏马一甩一甩的。
路翎对我说，他要把余明英喊回来。他习惯地又把帽子戴在头上，慢慢地走出家门。不一会工夫，余明英和他一块回来了。余明英变化比路翎小，一眼还能认出来。她赶忙用一个粗瓷饭碗给我倒开水，一边倒，一边抱歉地说：“家里有好多年没有茶杯了。”她把带来的一个小纸包搁在方桌上，打开，里面是些糖块，“牛汉，吃糖。”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吃糖。沉默一会之后，我问她家孩子们的情况，她长长地喟叹一声，说：“都耽误了。二女儿现在和我们住在一块。”我也把我们家这些年来的状况略略说了。两家情况没有什么区别。我跟余明英说话时，路翎一个人咯嘣咯嘣地吃起糖块来，他一口气把十几块糖几乎吃光了。余明英摇摇头，笑着对路翎说：“路翎，你吃光了，牛汉吃什么？”路翎好像没听见似的一句话没说，他的面孔毫无表情。连我都想像不出来，路翎这许多年来是怎么活过来的。他的性子比我还暴烈，因此，比我经受的苦难要多。现在他全靠街道每户一毛钱的清洁费维持生计。
因此，这时，我突然觉出，路翎家里看不到一本书。我就问路翎：“书呢？”余明英代他回答：“早没了，一本书不剩了。”我又问：“他自己的作品也一本没有了吗？”还是余明英回答；“一本书也没了。”她没有作任何解释。我对他们说，我家还有一些路翎的书（我老伴千辛万苦保存下不少书），下次来时把它们都带来。路翎仍安静地坐着，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些年来，路翎不但跟文学界没有什么联系，跟书也不发生关系了。这不止令人感伤，简直是想像不到的事情。过去朋友们在一起时，路翎的话最多，也最吸引人，谈他的作品，谈他遇到的有趣的事。他是个讲故事的能手。眼前的这个路翎是一座冷却已久的火山。过去我们口里常常说“绝望”，此刻才晓得。那不是绝望，只不过是一般的失望而已。
告别时，路翎和余明英送我到大门口。我们紧紧地握了手。
两三天后，我把家里找到的路翎的作品送给他，其中有《在铁链中》、《朱桂花的故事》、《求爱》等五六本。我写过一首诗《你打开了自己的书》，收在拙著《温泉》中，记下路翎当时抚摸自己的书，全身颤抖的情景。我还写了一首诗，题目已忘了，是写路翎回家那几年，他固执而焦渴地到阳光下面行走的姿态，现在只记得其中的八行，记在下面，留作纪念：
三伏天的晌午
路翎独自在阳光里行走
他避开所有的阴影
连草帽都不戴
他不认路早已忘记了路
只认得记忆中的阳光
他的女儿
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
过了两年，路翎的身体健康恢复一些，他勉强会笑了（但跟20多年前的笑还是不能相比的），而且写了一些小诗寄给我。又过了两年，他的妻儿才让他一个人出去走访朋友，之前他上街常常找不到家门。他的眼睛也显得大点亮点。
哦，祖国，你的苦难的儿子路翎，40年代写过几百万字的路翎，终于慢慢地清醒过来了。现在，他不但写诗，还写长篇小说。
1987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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