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在“假如”中悬空回旋,在现实中实地迈步。我痛惜失去了的年华,羡慕现在的青年,想做的事情很多,而精力非常有限。于是就常常在脑子里产生出一连串的“假如”:假如我现在只有四十岁,假如我壮实得像一头牛,假如我还可以活二十年……我当然也知道这都是一些空泛的无补于实际的想法。于是我回到现实中来:爱惜时间吧!快点做事吧!

但是,困难之多,难以尽述。

于是我又回到“假如”里悬空回旋。……

近年来,一连串震天动地的历史事件振奋了我的心情,使我焦急时间的空过,使我连做梦都想到行动计划。然而我没有行动的空间。多病的老伴,教书的女儿,连我一共三口人,住在一间空间不大的屋子里。有时在外地工作的二女儿和儿子回来,就是五口之家同处一室。老伴呻吟于病榻,儿女喧声于耳边;一人说话,大家来听;来一位客人,全家奉陪;冬天还要在屋子中安一个炉子,卧室又兼厨房。于是一家人一百遍计议:假如能在院子里盖一间小屋,那是多好!

是的,假如我自己有一间可以单独作事的小屋,哪怕是只能够搁得下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的小屋,那我就可以不浪费时间,那就等于延长了寿命。

决心下定了:在这样的大城市里,一无所有,白手起家!

那时正是地震以后,到处在拆烂墙,修旧房。不少有劳动力的人家,推着小车拾烂砖头,用公家发的搭防震棚的木头,在院里院外盖起一间间小屋来。我们呢?我和女儿,一老一小,是劳动力。而且女儿只有在星期天才有空。没有小车,用两个小铁桶来挑。可惜啊,并不是所有拆烂墙的地方都让你去捡。完整一些的砖头,工人们要留着砌新墙用。半大的可用的砖头,早被劳力强的人抢光了。好容易捡到了一点,路远担子重,真够呛。

木头呢?需要几条碗口粗、两丈长的檩条,还有一百几十根小椽子。女儿在西郊一个中学里教书,托老师,托学生,寻寻找找。找到了,又托人用三轮车拉到家。几十里路拉来,能不好好招待人家?多病的妻子还得当厨师。

泥土呢?如果是用农村的大车来计算,得用几大车。幸好附近有两处地方在挖防空洞,挖出来的土堆在马路边,可以随便要。拚着老骨头,挑吧!有时女儿也帮着。挑来先堆在大门外,然后再往我们住的后院挑。上台阶,经门洞,下台阶,曲里拐弯,来到后院。挑了几百担!

石灰呢?得用几百斤!又是女儿的功劳:托人买,托人用汽车拉到胡同口,然后一筐筐抬到后院里。怕雨淋,用塑料布盖起来。

小院子里成了泥土的山,石灰的山,烂砖头的山,出来进去,要翻山越岭。祈祷老天爷别下雨,别把院子里变成黄泥岗。

有一天,女儿下班回来时很高兴:在郊区买到了一千五百块砖!

又有一天,女儿下班回来又很高兴:托人找到了大卡车,明天就可以把砖头拉回来!

明天,砖头拉来了。但是胡同小,卡车进不来。搬吧!连好心的汽车司机也帮着搬。哼唷哼唷,整整一个下午。砖头进了院,人却倒上了床,连起来吃饭的力气也没有。

院子里又增加了几座更大的砖头山。

这些事情用了多长时间?将近一年!

在这一年里,脑子里出现过多少个“假如”!又有多少次被现实拖回到现实!

只有三个“假如”没有落空。一个是:假如我的女儿是个男孩子——她也确实半点也不比男孩子差,累死了她也要干。再一个是:假如我只有二十岁——我也确实是把老命来拚,忘记了年岁。第三个是:假如世界上有许多热心人——也确实是有许多热心人,都是女儿的同事和同事的家属与朋友。特别是有一位外号叫“木匠”的年轻人:剑眉大眼,虎背熊腰,外表英俊,内心火热,许多事情都是他帮的忙。

还要把几百斤石灰都泡制成灰浆子,这又是我的事,因为女儿天天要上班。在院子里清理出一块小空地,挖了一个小坑坑,把石灰一桶一桶泡成浆,倒进去,把沉底的渣滓丢弃掉。足足忙了十来天,是在七月的太阳下,简直是用汗水泡石灰!

到此为止,一切准备工作总算作好了。

但是又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大波折。

这就又使我回到一连串的“假如”里去了:假如没有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大不幸,我就不会远谪南方,家里就不会光留下两个不懂事的女孩子,也就不会有空余的房子。假如没有十年的“史无前例”,街道上就不会把本属“私人生活资料”的空余房子都分配给别人居住。假如没有长期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北京市的居民住房问题早就会“一抓就灵”,就不需要对千万间私人房产一抓就灵,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就不抓也灵,政策也就不落也实。还有:假如占住我的房子的这家人家的当家人不是脾气古怪的人,那也就不会发生这个意想不到的大的波折。

这后院是大约三十平方米的一块地方,是个东西方向的长方形。前两年北京市普遍使用煤气炉做饭,居民们都设法在院里院外盖了简易的搁煤气炉子的小厨房,我女儿也费了很大力气在院子的东头盖了个简易的小厨房。不到四平方米大,高个子进去就要碰脑袋。我们这回原是计划把这个厨房拆了,再在原地盖一个扩大将近一倍的小屋。不料,在一个星期天,我女儿叫来了两位年轻的同事帮忙,把小厨房拆了,把地基也挖好了,住在我们对面屋的男主人却走出屋来,把腰一叉,把脖子一硬,发话了:

“喂!你们这样不行!把屋子盖在我们后窗户跟前,挡风挡亮,走遍天下能说得过这个理去吗?”

我的老伴连忙迎上去,赔着笑脸说:

“×大爷,我们不是早就跟×姨商量好了吗?是×姨同意的呀!”

×姨,是他的内当家,是我们平常习惯的称呼。

“跟她商量了不算,她不能当我的家!”接着又是一大堆很难听的话。

我实在气得忍不住,走上去问他:

“你有意见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偏偏等我们把东西堆满一院子,把小厨房也拆了,连做饭的地方也没有了,你才说?你这是什么理?”

“我愿意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你要是不服气,打官司去!”这是他的回答。

我老伴连忙把我拦开了,又向他解释:离他们后窗户有好远,计划盖多高,对他的后窗户影响非常小。但是,总归一句话:不行!

工程停止了。“忍住!忍住!”我对自己说。

夜里,我老伴又去找他赔笑脸,作解释。但是,得到的又是一大堆更加难听的话。

假如不是自己的房子院子而自己反倒受制于人;假如不是我跟女儿千辛万苦准备了一年;假如我老伴不是一个革命了几十年的老干部,如今反而在这样的事情上受这样的气;假如那个不讲理的横人说话稍微好听一点……那么,我那可怜的老伴的心脏病就不会犯得这么重。

她躺在床上整整一个月,吃不下,睡不着,胸口憋得出不来气,连说话力气也没有。

我跟我女儿,由盖房子忙,变成了为病人忙。

我女儿又到那“横人”的女儿的工作单位去,请求那年轻人从中疏通一下。几经往返,最后得到的回答是:“把院子从中间分,在你们那一半盖去吧!”

这时已经是一九七七年深秋了,眼看就要到隆冬上冻的时候了,时候不等人啊!而且,没有地方做饭,没有地方搁锅碗瓢盆,满院子的砖头、泥土、木头……人,怎么生活!

又是那位好心的“木匠”救了我们(假如真有上帝,我愿意一辈子为他祈求幸福)。他带来两位老泥瓦工师傅,在院子里左衡量,右察看,决定了:在我们这一半,从我们住的南屋接出去,三天以后就动工!

三天以后,好心的“木匠”约好了十来个人,有泥瓦工老师傅,有木工电工,有年轻的小工,从三十里路以外,骑着车子,带着工具,一路飞跑,天刚亮就来了。

一整天紧张的战斗。天黑了,把电灯拉到外面,挑灯夜战。到夜里十点,每个人,包括我和女儿,用了好几盆清水洗净了满头满脸的泥沙,大家围在用两张桌子接在一起的饭桌边,痛饮三杯,庆祝胜利——除了窗户和门没有安上,地没有铺好,墙壁没有抹灰以外,房子基本上竖起来了,连屋顶上也抹了一层泥,只等以后慢慢再加工。

以后又忙了一个多月的收尾工作,门窗也是木匠安的。

冬天来了。买不到玻璃,用两层塑料薄膜钉在窗棂上,安上了炉子,搁上一张单人床,一个两屉桌,两张椅子。老天,我总算有了一个看书和写作的窝儿了!

厨房呢?我已经累得无能为力了。女儿一人干了两天,累得卧床不起了。只得写信让儿子从农村请假回来搭盖,又用了几天时间才盖成。只有两平方米大,只搁得下煤气罐和炉子,外加一个小碗橱;只容得下一个人在里面转身子。

我有了窝儿,写了东西,第一篇小说是《女儿的信》,歌颂的是老干部,是人民,是真理。……直到现在,已经两年有半了。来的客人越来越多:有约稿的,看望的,谈写作的,我总是说:“对不起,房子太小……”书籍,没地方摆;杂志,没地方堆;报纸,没地方塞;各种稿子和材料,没地方……。房顶又矮又薄,下大雨就漏。热天,上面烤,窗户当西晒,屋子里像火炉。写论文时要找一本参考书,写小说时要翻翻笔记本,难找哇!还有:在外地工作的儿女都已回来,不但都需要学习用功的地方,而且都要结婚,哪有房子?于是我想:假如……!但是有时我又感到很幸福——特别是每天晚上往床上一躺,先不忙关灯,瞪着眼看着房顶上裸露着的托梁和檩条,就好像回到了以前的老革命根据地,住在农民家里。

于是我作了一篇《陋室之歌》:

假如假如,现实现实。得来不易,敢不知足?既已知足,岂可不酬之以水酒,歌之以“打油”?乃作歌曰:

呜乎!山岂在高,有树就好。水岂在深,有鱼就好。屋岂在大,能住就好。艰苦缔造,始知块砖掬土之可宝。破陋狭窄,方怜三代同堂之苦恼。况且身居其中,可骋神思,可对稿纸,可绞脑汁,可读来稿。一息尚存兮,怎不思涂地以肝脑!纵有华屋千间,尽庇女婿姨,岂不怕无颜以对江东之父老?

附记:上文写好后之数日,我正坐于陋室中之小折叠靠椅上,入神地阅读一部长篇来稿,忽然轰隆之声乍起,如墙倒屋塌一般,尚未清醒过来,书籍杂志兜头盖脑砸了下来,堆了一身,自己竟被埋进了书籍的坟墓。原来是,靠椅旁边有个惟一的一人多高的书柜,日益增多的书籍杂志,不但把柜子塞得毫无缝隙,连柜顶上也一直堆到屋顶,柜子不胜负荷,压断了柜脚,竟突然倒了下来,几乎真的使我肝脑涂地!……

1979年12月于北京

选自《黄山失魂记》,1987年版,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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